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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体制规定中两个问题 选民能否约见人大代表 四川宜宾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宜宾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暂行办法》，赋予了人大代表单独约见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权利，被约见的负责人不得拖延、推诿和回避。（新华社XX年2月6日） 这一制度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益补充。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对政府的监督工作往往体现在集体监督和会议监督方面。《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政府的日常工作行使监督的权力。但是，这样的监督模式往往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人大代表在生产、生活中发现问题，单独约见政府有关负责人，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及时化解矛盾 然而，这一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法律问题。假如人大代表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在无法处理民事纠纷的时候，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约见政府官员，那么，不仅会导致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发生转化，而且会出现“权力交易”现象。所以，在赋予人大代表单独约见政府官员权利的同时，还必须赋予选民直接约见人大代表的权利。换句话说，当人大代表与政府官员单独见面之后，人大代表必须向选民说明会见的细节，公布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只是规定人大代表可以单独约见政府官员，而人大代表不需跟选民见面，或者选民无权要求人大代表说明会见的情况，那么，人大代表的权力就会发生异化，选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 当前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只注重扩大人大代表的权力，强化人大代表对政府、法院、检察院工作的监督，而忽视人大代表接受选民监督的重要性，那么，人大代表就会成为特殊的利益阶层。事实上，现在一些人大代表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根本无视法律的存在。他们开车违章可以不受处罚，在诉讼过程中可以获得优势地位，甚至在被检察院起诉的时候，也可以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向检察机关公诉人施加压力。所以，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同时，必须对人大代表的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防止人大代表成为不受法律管辖的特殊人群 可以设想，在人大代表专职化之后，选民可以随时进入人大代表办公室反映意见，人大代表定期到自己所在的选区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如果这样，那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就会欣欣向荣。反过来，如果人大代表高高在上，并且被赋予了单独约见政府官员的权利，那么，人大代表不但不能很好地履行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职责，反而可能会在各种政治利益诱惑之下，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出卖选民的利益 所以，笔者主张坚决贯彻《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的规定，强化人大代表的集体监督制度。与此同时，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规则，要求人大代表必须定期与选民见面，选民可以随时约见人大代表，反映自己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社会事务的秘密与政治事务的公开 在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期间，新闻媒体进行现场报道，并且播出了人大代表按表决器镜头的新闻画面。有些学者认为，这样的新闻手法出现在与民主政治息息相关的人大代表投票表决时，有侵犯人大代表表决秘密的嫌疑。（《中国青年报》XX年2月6日） 的确，在行使民主权利，作出政治选择的时候，秘密投票可以有效地防止人大代表受到不应有的干扰，独立地作出自己的政治判断。所以，在任何国家的政治选举中，都预备了秘密写票装置，为公民行使表决权提供独立的空间 在社会事务中，我们还是应当提倡秘密投票制度。但是，在政治事务中并非所有的表决过程都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选民迫于政治压力，在选择人大代表或者国会议员的时候，采用秘密写票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无可厚非。但是选民选出的人大代表在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时候，如果不接受公众的监督，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力，或者滥用权力，那么，民主政治就会误入歧途。所以，督促人大代表公开亮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提倡在政治事务中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决不是强求普通选民都必须亮明自己的观点。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选民可以选举那些勇于承担、敢于负责、并且愿意为选民服务的人大代表，代表自己发表政治主张，行使政治上的权力。如果众多选民所推举的人大代表借口政治环境不允许，不愿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人们稀里糊涂地选举出人大代表，而人大代表毋须对选民负责，他们通过秘密投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出现真正为选民服务的人大代表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疑，对法院和检察院的报告表达不满。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可喜现象。但是，如果仍然停留在秘密投票阶段，人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