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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打工妹生存现状扫描 与第一代女农民工相比，新生代打工妹群体普遍年龄较小，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高于上一代；外出的目的除了谋生、赚钱外，还包括“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和“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她们开始认同流入地社会，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逐渐减弱，对农活没有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不认可甚至持批判态度。她们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生活，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她们能够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对时尚潮流有着追逐的敏感，能够迅速掌握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手机、网络已成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她们渴望通过工作或者恋爱婚姻关系，跳出农村，成为“城里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少有人真正摆脱“打工妹”的身份，甚至不断遭遇各种现实困境 生命杀手：连续工时过长 在银川市红花渠附近的小店里，从没听说过品牌的卫生巾摆放其中。老板娘毫不隐晦地告诉记者：“这种牌子的卫生巾，城里的女性很少有人用，都是卖给打工妹的。很便宜，一包才一元多，名牌的卫生巾一片就要一两元，打工妹舍不得买！” 农民工特别是女民工缺乏基本的财力和物质保障，无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调查显示，在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外来工中，女性工资明显低于男性，这并非同工不同酬，而是男女在职业和工种上有明显区分，在这一分工结构中女性普遍处于偏低的位置。被调查女性90％是流水线工人，文职和技术工人总计不到7％；男性70％是工人，文职和技术工人共占21.9％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流水线往往不需过强的体力，只需心灵手巧和忍耐性，女性正是这种工作的理想人选。而传统上不用承担家庭重担的女工是资本最愿意使用的廉价劳动力。资本往往利用两性传统的社会和家庭分工压低女工的工资，在一些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部门，企业主还会利用女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降低工人的福利保障，以获取最大利润。当港商在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区时，这种用工模式自然被移植过来。除了低工资外，女工们在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保护方面的权益往往遭到严重侵害 1998年11月，深圳一家毛绒布织造公司CARD车间挡车女工刘涛，18天内加班时间已达到78小时，XX年来女工因工作时间过长猝死、工厂化学物品中毒而引发各种疾病的事例频繁见诸报端 除了进工厂，女工另一个大的就业领域是服务业，如美容美发、保健按摩、休闲娱乐、酒店、餐馆等行业。相对于工厂中的打工妹，她们的劳动强度较小，工作环境较好，但更易遭遇另一个权益侵害问题――性骚扰。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长沙务工的打工妹65.2％进入服务行业。工作中，74.8％的打工妹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遇到骚扰时，有36.5％的人想得到老板的保护和帮助，但实际上，当真正遇到骚扰时，向老板或上级寻求保护的仅为5.7％。来自长沙的小欣说，她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遇到骚扰后告诉老板，老板却说，顾客就是上帝，上帝哪会搞什么性骚扰？ 婚恋失衡：情感飘在空中 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打工妹们，对恋爱、婚姻同样有着花季少女的憧憬和期待。深圳《蛇口消息报》曾刊载一封打工妹来信，信中表达了一个青春期少女的情感与心理躁动：“我们甚至忘记自己作为女性的存在，只有一月一次的例行公事在提醒我们，你还是个女人……” 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在女性恋爱婚姻的黄金年龄段（16～23岁）的深圳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最大性别比为100名女性对44.75名男性 同时，生产流水线上昼夜紧张的劳作，封闭的工厂生活与管理模式，生活与工作空间内严重失衡的男女性别比例，加上固有的户籍限制、地域文化差异，打工妹们的恋爱和婚姻圈依然十分狭小 一般而言，面对恋爱婚姻选择，打工仔与打工妹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最终选择有着很大区别。建筑工地和重体力岗位的打工仔基本上是文化水平较低者，发展机会和前途并不理想，也不容易被有较高婚姻期望值的打工妹相中，他们的婚姻期望值相对较低，主要是返回家乡选择配偶、组建家庭。而一部分对婚姻期待较高的打工仔，因从事保安、司机、厨师、技术工人等工作，在女多男少的生活与工作环境里，具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打工仔比打工妹的困惑相对较少。而打工妹群体由于城市生活空间的扩大以及与异性交往空间的扩大，大大扩展了她们恋爱婚姻的心理想象空间，导致她们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期望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她们不愿嫁回乡下，甚至有些瞧不起留在农村的男人，但城市里的男青年又很少能看得上进城的打工妹，对于同样外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又怕受到欺骗，或担心因工作不断流动而导致感情的不稳定，或担心经济压力 一个名叫何小燕的深圳女工说：“在工厂里谈恋爱很多都是没有结果的。大家出门在外，都很孤单，男孩子就想找个女孩陪陪，打发点时间；女孩子也觉得找个朋友，可以互相照应一下。可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