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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推进政治制度改革之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实际上，小平同志在提出和阐述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时就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而来的，它在苏联就不成功，更不用说在中国了。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由此出发，必然导致“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官僚主义的现象和危害，必然导致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甚至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根本问题。所以反腐败的核心也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建立了这种大的反腐败体制，小的反腐制度才有赖以发挥作用制度支撑，反腐败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否则，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大框架内，即使是颁布了许多具体的反腐败制度，也还是不见起色的。所以，我们现在还应特别牢记小平同志的指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它“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当前，某些党员干部越来越严重地背离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越来越对人民不负责任，越来越热衷于追逐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毫无疑问，造成这种严重危险现象的根本原因，既不是上级要求不到位，也不是干部教育不充分，而是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所使然 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无论通过何种途径选拔上来的干部，都有一些才能，但他们的才能在工作中的发挥也受到了一定的体制性限制。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从诸多方面限制、压制着一些干部的积极性，所以邓小平才主张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调动积极性。但现在一些干部已经呈现出畏首畏尾的疲态，他们把问题拖大拖炸，将矛盾“击鼓传花”，只求任内不出事，任后保平安、保升迁。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存在着权钱交易的体制性便利，只想升官发财正成为一些干部的实际心态，直接通过买官卖官上来的干部更是急于收回“成本”，扩大“收益”，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给钱办事、不给钱就让你吃闭门羹的腐败现象 在这种问题上，我们现在应当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相对于思想教育来说，制度就是社会存在。制度对人的引导、约束、激励作用远大于干部教育的作用。干部教育是辅助手段，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才是根本措施。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不是主要通过改革在制度基础上解决精神懈怠等问题，而是主要依靠干部教育解决问题，那就是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甚至是形式主义的错误。所以，从严治党首先就要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改革形成的大制度从根本上制约权力，这才是和平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建党路线 当前，关键是进行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展开切实有力的分配制度改革，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了。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小平同志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时的一段经典论述：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责编/徐艳红 美编/李祥峰） 更多专家解读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改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并不是今天才有。但这些根本和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长期以来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 现在我们已经有底气和信心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了。总书记用“五个有利于”来形容这一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五个有利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有的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名，把矛头指向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西方人士的明确回答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内涵作出了系统的概括 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局局长江金权：讲话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概括。这个概念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它回答了两个问题：首先，我国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总书记讲话还第一次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内涵作出了系统的概括，鲜明地指出中国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从干部制度、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协商、选人用人机制、权力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鲜明地回答了“五个不搞” 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