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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精神权利[摘要]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章就网络环境下精神权利面临的困难、学者的观点、立法趋势进行分析，并结合合理使用制度，探求网络著作人身权的保护 [关键词]网络；著作权；精神权利；合理使用 [作者简介]李妹旖，广西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XX年的绿皮书中指出，在信息社会中，严格地保护精神权利有可能阻碍作品的创作，应当根据作品类型、利用方式和合同内容，对精神权利的保护作某种变通。很多国家已就此作出了法律调整，两大法系有靠拢的趋势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网络著作权的规定很少，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屈指可数的司法解释及行政法规，加上我国严格秉承大陆法系保护著作权人精神权利的传统，法律条文表现出很大的保守性。目前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对精神权利过分保护，必须从立法上给予必要的合理的限制；否则，网络上数量惊人的作品及其制作者将面临海量的侵权之诉。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笔者就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讨论： 1．允许著作权人依其意愿放弃或转让自己对作品的精神权利。一旦著作权人作出放弃或转让的意思表示，相对人即可自由使用该作品。英、美、日、加等国均采此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放弃应有特定的限制，因为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使用者通 常是不特定的，著作权人必须向不特定的第三人作出放弃或转让的意思表示，才有法律效力。这种做法还有一定的负面性，“可能会使经济力量弱小的作者不得不屈从经济实力强大的传媒企业的压力而被迫放弃或转让其精神权利”[3](P101)，因此，在受让人是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时，应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条款 2．将合理使用制度引入精神权利领域。英美法系国家早在版权法中就规定了对精神权利的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因以精神权利为至高无上，权利限制(包括合理使用)往往局限于经济权利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网络作品的创作和传播。郑成思先生认为，普通法系国家把合理使用适用于精神权利的做法，让相当一部分非商业的网络传输解脱了精神权利的负担，颇为可取[7](P127) 采用合理使用限制模式必然涉及对合理使用的理解，有两种界定方式，一是以立法明确列举合理事项，我国即采该模式；二是由法院根据确定的标准自行判断，其代表为美国的四要素法则：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质，被使用作品的性质，使用作品的数量和程度，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价值的影响。四要素法则较全面地考虑了可能影响作品使用合理性的内外因素，可以为鉴。其中的第一个标准应当弱化。过去只要求不具有商业目的即可构成合理使用，但在网络环境下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网络传输中，一般很难判断某项使用行为的目的，而且可以预期，用户私人目的(欣赏、学习、研究等)的复制将成为未来作品发行、购买和使用的普遍方式，仅仅无商业目的已不能再成为合理使用的评判。第四个标准，即作品的使用是否对作者的潜在商业利益造成实质性影响，应当成为决定性因素。举例来说，在当前的网络风气下，对他人作品进行无厘头式改编和再创作十分普遍，且行为人往往无商业目的，其结果既有可能对原作品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起到相反的宣传作用，这时判断是否合理使用，对作者潜在商业利益的考量就显得至关重要。此外，在判断合理使用时还应考虑该行为被人们所知悉的程度，或者说行为人对他人作品进行变更的公开程度。例如，行为人在变更他人作品后，是将该作品发布到公共论坛还是发布到私人论坛，是放在自己的博客上还是与个别朋友以电子邮件等方式私下传递，公开到何种程度才构成对合理使用的突破，这些都会对判断行为的正当性产生辅助作用 3．将法定许可制度引入精神权利领域。其出发点与合理使用一样，都是力图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解决对精神权利的限制问题，两者的不同仅仅在于主张法定许可的学者认为合理使用有鼓励剽窃、不劳而获之嫌，因此必须以法定许可制度下的法定报酬作为剥夺著作权人契约自由权的补偿。笔者认为，区分剽窃还是合理使用本身就是合理使用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合理使用能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剽窃之不在合理使用之列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不劳而获，对他人作品的再创作也是一种脑力劳动，何来“不劳”之说?且行为本身往往是非营利的，要求一个普通的网络用户每年缴纳数目可观的法定许可费，殊不可行 4．采用《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判断是否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损害作者的名望和声誉。单看该标准是比较模糊的，但若结合美国的四要素法则，则恰好弥补了英美法忽视作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缺陷，很符合我国的需要。我国现行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