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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数量到生活质量战略思维转变［摘 要］ 从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到强调建构和谐社会的进程，表明党的战略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的关键内容之一就在于，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了战略共识 ［关键词］ 生活质量 战略思维 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承继我国历史传统，强调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是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战略延伸。其延伸的共性就在于对生活水平的关注。然而，生活水平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改变。和谐社会的提出及其战略举措表明，对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已经发生了战略性变化 一、提高生活水平：从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的战略逻辑共性 “小康”是一个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着强烈现代色彩的概念。早在三千年前，我国的先民们就歌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到《礼记 改革以降，邓小平等领导人既承继传统，又着眼于现实，既有中国风格，又有世界眼光，提出了“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等概念。在邓小平心中，小康社会不同于农业社会时代的梦想，它是与现代化紧密相连的。1979年3月21日－23日，他第一次提出，我国所要建设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2月，他又在会见日本太平正芳首相时用“小康”、“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1984年3月，他在会见中曾根首相时，明确提出，“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此后，在改革二十多年中，“小康社会”先后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当中。在十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里，更是在开篇时就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那么，从最初提出的“小康”概念，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提出建构和谐社会，我党在视角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需要牢牢把握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观察这一问题也就要归根结底地落实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来。可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党的战略出发点，也是党的所有战略思维转变的共性。这就需要科学合理地把握“生活水平”这个概念 所谓“生活水平”，是指生活数量和生活质量所能达到的高度。具体来说，是指与人们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或者环境的变化。通常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健康、教育、文化、娱乐、社交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或者环境的客观指标来进行测量与评估。生活水平又包括生活数量和生活质量两个方面，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生活数量和生活质量两个概念目前尚无一个公认的、统一的认识。一般而言，所谓生活数量，主要是指对生活多寡的一种度量，比如饮食中蛋白质的摄入量，比如建筑面积的拥有量，比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等。从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思考历程来看，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对小康社会的理解，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略考量。战略考量转变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生活质量的重视 二、战略思维的转变：对邓小平小康思想的追述 尽管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人们时下的普遍追求［1］，但是关于生活质量的争议一直比较多。生活质量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的。目前，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关注的问题，其内容十分丰富，它已经涵涉到了指标体系的建立、实现途径、与现代化的关系、管理方法与制度建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在国际上，生活质量泛指生活的好坏程度，是人们对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与环境状况的好坏，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的物质、社会条件两者的统一。生活质量具有的特征包括：1、非平衡性；2、时代性；3、突变性；［2］4、要素关联性 当然，生活数量与生活质量并非泾渭分明，两者都对立统一于生活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活数量必须以一定的生活质量为保证；生活质量必须以一定的生活数量为前提，甚至必须受到生活数量的限制；生活质量是推动创新的源头，是生活数量的原动力 回过来思考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理论体系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小平的理论建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着眼于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但是，在对生活水平的数量和质量层面，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思想是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总结、提升、抽象而成的，不同时期战略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这种战略思考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生活”这一战略目标的构建。从“小康”概念的提出到小康社会思想的系统形成，邓小平的思想经过了三个阶段［3］： 1、从1979年到1983年3月，这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初步系统化阶段。从生活水平这一概念来看，这一阶段的思想特点有三：（1）明确和西方的现代化划清界限。（2）侧重于生活数量的思考。（3）和对战略步骤的思考相联系。在战略步骤中，量的思考占了很大成分，比如在1982年8月，他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4］（226） 2、从1983年初到1984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