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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我国化重要贡献[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任弼时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推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任弼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运用这个“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但是,究竟怎样才能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个最根本的课题只能靠我们党通过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解决。党在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领导,险些葬送了革命事业。抗战时期,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指引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之路。任弼时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推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弼时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具体化,在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在高度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任弼时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领导人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这个武器“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提出要“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1] 他多次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强调学习的重点在于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的一系列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进程,推动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一、强调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紧迫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宝库,是指引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然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和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都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正如刘少奇所说:“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2]“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3] 抗战时期,任弼时分析了我们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上,指出:“今天我们党处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时代中,要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就要看能否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正确的决定策略路线;而党的正确的策略路线,又要靠全党能否正确地执行。所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4] 这就是说,在抗日战争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党要制定出正确的策略方针,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要顺利地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也需要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因而,抗战时期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离不开马列主义的指导 同时,任弼时也总结了党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深刻地指出:我党过去在很长时间内,对于思想理论问题一向未被重视,党内干部即便是高级干部也并不了解理论的重要性,少数干部曾在国外学过一些书本上的理论,但不会真正把学到的原理原则与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相溶合,结果只是教条公式的搬运,对中国革命造出了很多的罪恶。因而,“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 ,以高度警觉性,防止敌人和奸细的破坏,也是党的迫切任务。”[5] 二、 重视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体现着党的思想路线精神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向。任弼时是这一正确思想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推行者。他一贯重视马列主义,但却从不照搬教条,而是主张“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6]1941年9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二十年党的历史说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1942年4月21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系统二千余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整顿三风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在我们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