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轶事.docVIP

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轶事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共产党人是一向希望和平的，他们积极参加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谈判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文所写的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也称三人小组)谈判就是这一系列谈判中的一朵浪花。作为这一谈判的见证人，我把谈判中的一些奇闻逸事讲出来，以飨读者。 我1915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兰州甘肃学院任教，1939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黄博军校)第七分校及西北干部训练团担任政治教官，讲授《西北史地》。1945年12月，我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长，同时兼中苏联谊社执行秘书(相当于总经理)。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地点就设在中苏联谊社，因此我自然而然提任了招待组组长之职。 这次谈判发生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奋力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中国人民、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尚需准备时间的蒋介石不得不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为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于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在国方张治中将军及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以后又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停战协议，并决定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实施停战协定。军调部国、共、美三方负责人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该部下设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分赴东北、华北、中原三个冲突地点，执行调处工作。 早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后，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从关内调集大批军政干部进入东北，将东北原来的抗日联军和地方武装改编为正规武装力量，并发动群众积极参军(毛泽东同志曾于1945年12月28日发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讲话)。国民党也将主力部队如新一军、新六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六十一军、等共15个军、51万兵力投放到东北。这些部队原先大多在缅甸境内对日作战，因而受到美式武器的全副装备。战事结束后，这些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海运、空运等途径进入东北。根据中共的战略方针――“让开大路(指铁道线)，占领两厢”，国民党军队沿铁道线前进，但至1946年初才推进到长春，接下来就根本无法继续深入了，长春以北均被中共占领。长春以南国方也只是控制住了少数几个城市，广大农村亦早已被中共掌握。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 为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下令组织军调三人小组接待委员会，由东北行辕长宫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江苏武进人，现在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国时报》、《工商时报》董事长)、沈阳市市长董文琦(后曾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沈阳警备副司令彭譬生(现在香港)三人负责。接待委员会下设四个组――总务组、警卫组、宣传组(负责新闻发布，组长洪同，后曾任台湾清华大学训导长)、招待组(四组之重点组，负责供应三方代表食宿和会议地点、协助双方举行记者招待会，组长就是我：该组副组长有两个，一个是李焕，后曾任台湾“教育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另一个是原燕京大学教授古志安)。 中苏联谊社(解放后改名沈阳招待所)位于沈阳潼关街中段，前身是原日本商人兴建的一个大型招待所，称为“奉天大厦”。该社是当时沈阳最大的现代化旅馆，主体建筑高7层，有大小房间400多个，房内均有地毯、沙发、电灯、电话、电风扇及卫生设备，这在当时算非常先进的了：七楼房间较少，但有一个大会堂，可容三、四百人同时开会。除房间外，配套设施有电梯、电影院、图书馆、餐厅、理发厅、弹子房等。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我和余纪忠、李焕、洪同等人一起把它接收下来，增建了体育场等配套设施。因当时苏联红军尚未完全撤退，该社用来招待联红军，故而改称中苏联谊社。 1946年3月底，国方代表先期到达中苏联谊社，首席代表为北京军调部副参谋长钮先铭(后曾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副首席代表蔡宗濂，主要成员有黄界新、陈公略等，共计十来人，被安排在7楼住宿。美方代表只有克拉克等三人，住在铁路宾馆，出场不多。各大报纸的记者陆陆续续抵达中苏联谊社后，被安排在6楼。4月1日，中共代表也抵达中苏联谊社，首席代表饶漱石(后为李立三)，其余代表有张经武、王守首、谭政、耿飚、伍修权等，还有新华社记者刘白羽、周而复、英文翻译柯柏年等，共计50人，被安置在5楼。 一、共进晚餐 中共代表抵达沈阳飞机场时才下午1点左右，因国民党方面故意留难，机场检查长达两、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