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特征判断.docVIP

新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特征判断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受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最终实现稳态。尽管在稳态处,各人均变量的增长率为零,但在增长过程中,提高储蓄率或者投资总额是能够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的。即使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人均产出也可以实现长期增长,而且,更高的投资水平(或更高的储蓄率)会导致更高的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因素,而技术进步主要源于企业或者国家的研发活动。所以一般而言,实现技术进步的研发活动的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与技术进步之间应正相关,投入越多,研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进而研发费用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 但是,这两类增长理论如果直接被用来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则存在显著的缺陷,它们的前提假设均不能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充分考虑资本投入异质性的情况,认为充分发展的市场中,资本投入是无差异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年新增投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社会新增的机器设备都包含着相对于现有资本存量更为先进的技术,物化性技术设备占据全社会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的多为发达国家的增长问题,所考虑自主研发为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是自身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往往忽略发展中国家借助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为扩展经济增长理论,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笔者曾构造了一个新古典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中国积极增长路径转换》,刊载于《中国软科学》XX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处在模仿阶段中,低价工业化的加速效应,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消耗殆尽后更为明显。所以,截至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最优增长路径上或在其附近运行。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技术进步,而非毫无意义的粗放式增长 6.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基本处于由模仿向创新的过渡阶段,对外模仿、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下降,而自主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上升。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必须处理好模仿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的衔接,不同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极为不同。模仿阶段政府可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甚至可以主导经济的发展,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超贬本国汇率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自主创新阶段,政府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小,因为任何违背市场的定价机制从长期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如果厂商和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在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期间,最优状态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将生产资源的定价权逐步交还给市场 7.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绝不是瞬间能够实现的跳跃式过渡,而是渐进式的过渡。起先是整个国家处于模仿阶段,生产中间产品的所有厂商完全向发达国家模仿;随着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强的厂商开始创新,而大部分厂商仍然处于模仿阶段,此时模仿企业可能会将模仿对象转移为国内的技术领先者,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需求超过领先厂商生产能力时,更为显著;当国内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厂商开始转向研发活动,只有小部分能力极差的厂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术领先者均自主研发来推动技术进步。在过渡阶段中,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经济增长路径的顺利过渡。这就包括在模仿阶段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被贬低的本国币值的调整。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调整应该谨慎对待,否则极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大幅度震荡。如日元升值过于激烈,相应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体经济陷于停滞达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限于模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当企业进入创新阶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也包括被低估的汇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或者是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那么这种价格重估就是常态,而非短期冲击。要做到两个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业获利能力逐渐下降的事实,二是接受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事实 劳动力的价格增添了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资金价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复了资本的市场价格,或者,至少是资本价格向其自身的市场价格回归;资源价格和土地出让也不再为招商引资服务,开始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在压缩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降低宏观上相应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 当然,生产要素价格的回归幅度与速度要有优化选择,与所处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状态(即模仿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对比重)相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价格回归更要平稳,如果分配给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