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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快乐原则和生产方式选择［摘 要］ 追求幸福，既是一个经济课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价值课题。文化创造的根本价值目标是争取实现个体实践的特殊利益和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之间的和谐，以个体生存的广泛化来最终完成人类普遍的幸福追求。这是一种社会管理视角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文化生产方式的选择。这一模式，既不排斥科技，又有利于避开“现代化陷阱”，实现人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经济学快乐原则 人文价值 生产方式 理性选择 经济的发展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一般来说，发展比不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如果经济发展是由膨胀的“物欲”所主导，那么人们很难获得其所企盼的幸福感。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技术理念会对传统文化具有冲击力和瓦解力，然而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平坦的，甚至存在“人性的陷阱”。后现代理论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成社会繁荣，也可以造成社会崩溃；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与幸福，也可以使人们处于痛苦与困境中。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应存在文化价值理性的缺位，社会需要一种正确的价值理性，能包容技术性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向人类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的社会管理方式 一、幸福的当代问题 人，是天生追求快乐的动物。但是，几千年贵族统治平民的形态，造就了一种贵族标准的审美观念，已经超出了快乐的实在需要。我们在《红楼梦》中读到一些离奇的食谱，是贵族们挖空心思的制造，显示身份，能吃平民们吃不了的精细。现在的豪华盛宴，走的大体也是这一路。同样，合适的时装，是工业与艺术的混血儿，现在的T型舞台，据说仅仅服装制作，就有花费几千万美元一台的，美女们装在金壳子里走，艳丽之极。说句挖苦的话，那顶多也只是学了点几百年前皇宫贵族的皮毛！可怕的是，这样的追求，并非停留在少数人的表演上，它已经像生命力顽强的病毒，深深潜伏在亿万人的心灵之中。这样一来，对为什么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虽然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却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即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比发达国家的同龄人更乐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会自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欲望和期待，而期待与现实情况的差距会降低幸福感 当然，金钱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18世纪英国的启蒙思想家边沁就提出，国家政策应当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幸福问题得出的一个最初结论，来自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 当下，这种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压抑性满足，表明了当代文化中物欲流行的实践危机，正像杰姆逊教授在论述后现代文化的深度模式丧失时所指出的：“现在人们感到的不是过去那种可怕的孤独与焦虑，而是一种没有根，浮于表面的感觉，没有真实感。这种感觉可以变得很恐怖，但也可以很舒适。”［1］（P190）正是由于感性与物欲的合谋，策划了一起又一起令大众觉得“很舒适”的生活享受事件，把感性与物欲的合作推向了空前“诗意”的地步， “审美化”的文化由于“感性主义”的实现而成为“形象”文化的存在 另一方面，人口的过量增长，是人类劳动的一个无奈的成就。人们以能够劳动（就业）为快乐，以不能够劳动（失业）为痛苦，这是生活的无奈，也是社会发展的无奈。过度的劳动与就业竞争，绝非是人类理性的成就。那种把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当作人类社会发展成就来宣传，多少是有些无知。［2］（P17）中国由于城乡隔离政策与农村发展不够等原因，城市居民的收入远远高于农民，并且城市有较多的工作和娱乐机会，进一步吸引了人们进入城市。不过，多一个人进城，不但增加拥挤与污染，而且降低了其他类似人们找到工作的或然率（当失业是一个问题时）。如果根据总外部成本向他们课税，以达致效率（城市人口不会太多），则可能会导致这些边际城市人口的收入过低，不但无法满足平等的条件（每个人收入的边际社会福祉价值相等），甚至可能会有饥饿等不人道的情况出现。［3］（P3） 经济虚拟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现代科技水平的发展，一方面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经济运行的程序高度复杂化。而这种复杂化的背后则隐藏着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之间的新矛盾。例如，贫富悬殊、社会诚信、突发的安全生产危机、腐败、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保持社会、经济、文化繁荣与稳定必须考虑和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从审美的感性层面上来完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是十分必要的。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美学话语的转型，不仅是学理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批评进程。［4］（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