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docVIP

记八十年代两起大批判小案“文革”的阴霾过去后，整个学术文化界都祈盼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到来。八十年代有一段时期，人们也逐渐感受到了一些春天的气息，但是，乍暖还寒，仍旧很难将息。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发生了好几起上纲上线地对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大批判的事件 我这里讲两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一个是对马丁的批判 马丁批判 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青年教师，于1985年11月2日在《工人日报》发表署名马丁的文章，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文章是言之成理、值得一读的，因此，《北京周报》将此文稍加修改后于12月10日刊登在其英文版和日文版上。《北京周报》上的文章，比《工人日报》的更严密了些。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在XX年，严秀、弘征和我在湖南讨论《当代杂文选粹》的编辑计划和拟定名单时，已经决定把台湾的柏杨、李敖、龙应台也包括在内。1986年，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台湾版在大陆开始悄悄流传。趁着去广州开会的机会，我设法弄到一本。有鉴于这本书的内容相当精彩，回京后我马上找严秀商量，是否先出这本书然后再考虑出“选粹”?严秀看书后同意我的意见，并让我做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尽快寄给湖南弘征。在此之前，我们已同时写信告诉弘征有关这本书的内容，弘征也复电催促我赶紧寄书给他。收到后，弘征马上付厂发排。我们预料到，这本尖锐批评中国国民性的书肯定会惹起某些人的愤怒，因此建议严秀起草一个编后记做必要的说明 排印过程中，在一次《红旗》编辑部的编委、室主任会议上，传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段话。大意是：台湾有位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主要讲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丑。他的说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我看也有点好处。听了这番传达后，我心里高兴，但对出书事默不作声。我知道，随便在这里透露这类事情，未必会有好结果。不久，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出版了。收到样书后，我把《编后记》复印了几份，到《文汇报》在京召集的一个杂文家座谈会上散发，希望哪一家报纸把它刊出，以扩大影响。12月19日，《中国青年报》略加处理后，把这篇编后记以《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为题，在杂文栏里发表了。接着，此文还被别的报纸转载。市场传来的消息也不错，此书畅销 好景不长。1987年初，《丑陋的中国人》忽然变成一本被讨伐的坏书。先是在一个范围不大的会议上，好几位文化界的老人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一位既非在执法部门也非在出版部门负责的人士竟然宣布，谁敢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书店!与会者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转载了《编后记》的《书刊导报》编辑部赶紧给订户发出一封信，承认他们这期刊登的文章、消息“犯了严重错误”，“为了尽量缩小不良影响”，请读者尽快将该期报纸退回。“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预告着一个什么大的政治运动又要来了。作者、出版者、编辑者则变成了只待判决的罪人，湖南的空气更特别紧张 柏杨毕竟离开大陆好几十年，对这类情况可谓生疏，因而对他在大陆受到如此隆重的批判很不理解而且非常惶恐：“中共对海外作家只批评过胡适，那只是建国之初。现在批我是第二个。其中原因我也莫名其妙，我只能这样怀疑，中共的统战政策是否变了?是否对台湾政策也变了?”他还谈到：“我在大陆还有家人，所以比较担心。” 以上是我们的所见所闻。总的看来，大批判阵势远不如1月份传出来的那么浩大。中国毕竟已不是1966年，那种一呼百诺，”全民共讨之”的气氛造不出来了。相反，广大的读者通过种种渠道给严秀、弘征和我鼓劲。有的大批判文章，就是他们从当地报纸剪下来寄给我们的 一位朋友寄来《书刊导报》和他们要求退回这期报纸的《敬告读者》，信中幽默地说，“我的报纸早就丢失，因此无法退给他们了” 南京某刊物一位编辑来信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一位博士生收到我给她寄去的《红旗“这二位和您商榷者，真不知是何许人也――对这种文革式的批判也只能用这种文革语言――既不讲逻辑，也不讲事实，又不把握作者的总体思想，截出几句话就上纲，真不知怎么搞的。“写这些文章的人究竟是否真相信他们自己所写的那些话?如果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或者他们若没分上房子、评不上级时发的牢骚比这还更恶毒，那么，根本也无从讨论了。” 还有更多的读者和朋友写信、打电话关心我们有没有受到压力，慰问我们。《红旗》批判过《苦恋》后我去合肥有缘由赖少其介绍认识画家黄永厚，其时他对我的身份很不感兴趣，根本不想理我。这回他到北京后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我。知道我基本上平安无事并没有如他担心的早已“进去”后，松了一口气，并画了一幅刘禹锡赠我。广大的读者则以抢购的行动来声援，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销出90万册，黑市价卖到好几块钱(原价1元5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