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docVIP

论《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原则［摘 要］ 《行政许可法》突破我国行政法制传统，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进行规定，确立信赖保护原则为其基本原则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行政许可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应如何保护、行政机关设定许可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对信赖保护原则进行了粗浅的阐述 ［关键词］ 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 信赖保护 XX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突破了我国的行政法制传统，在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法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政府诚信这一行政法律行为的灵魂。这一原则的核心是“政府行为要讲信用”，要求行政活动具有真实性、稳定性和善良性。在诚信的基础上产生信赖保护原则，即公民基于对行政机关信赖所作的行为，应得到行政机关的保护。为了树立诚信政府的形象，《行政许可法》第8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为了体现“谁审批、谁负责”的立场，该条进一步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只有政府首先守信，才能有市场信用 信赖保护原则本适用于私法领域，但随着现代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调控的范围有进有退，有张有弛，以及法学领域中公法私法划分的相对化，诚信原则也渐渐被引入到行政法律关系当中，表现为在各国的法律中关于行政相对方信赖利益予以保护规定的出现。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应当确保管理活动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贯性，从而树立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管理活动真诚信赖的原则［1］P52。该原则是由德国在XX年代确立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当时，德国正处于20世纪社会法治国时代，此时的国家职能已大为转变，由消极行政转变为积极行政，“传统自由法治国家时代受限于国家目的之单纯性而产生之行政行为单样化――即依靠行政处分――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而是可由行政所能追求之任务而采决定所使用之法律方式”［2］P127，即行政法可依据客观需要援引私法中有关规定，在可供援引的私法原则和规范中，诚信原则成为首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苟无诚信原则，则民主宪政将无法实行，故诚信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亦为其界限”［3］P65-66 具体而言，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行政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忠诚，同时须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以诚实信用的方法做出行政行为。并且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一经做出，没有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废止或改变；第二，相对人信赖的对象既表现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信赖，也表现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信赖；第三，对行政相对人来说，要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也就是说，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已经产生了正当的信赖利益，这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实质内容，也是信赖保护的基础；信赖利益产生于行政行为做出后，行政相对人因为对其信赖并予以遵守而形成的安定性和确定性。一般而言，对于因行政机关自身而形成的不当或违法的行政许可，只有在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之上的其他公民、组织的社会利益远远大于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时，行政机关才可以在补偿行政相对人之后改变或撤销行政许可；第四，对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要以适当的方式给予保护。这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最终实现，也是其最直接的体现。［4］ 对于某一具体行政许可行为而言，我们首先应当考察的是它的设定是否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若不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时候，是否符合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要求。行政许可是一种自由裁量权较大的行政管理方式，在《行政许可法》出台之前，我国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各专门法中的零星规定，而且也缺乏相对应的程序上的规范。在实际运作中，这种状况往往会导致行政行为可能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甚或是没有法律依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背离了依法行政原则，导致法治主义空洞化，国民对法律的信仰危机。现代生活中又存在着行政管理的滞后与新情况层出不穷的现象，这会使得行政机关之前做出的合法许可不能适应社会的新情况而需要进行调整，在依法行政原则之外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原则予以弥补，这样就存在了依法行政原则让渡给信赖保护原则的合法空间 其次，我们应当对相对方的利益是否值得受到保护进行探究，关键是考察其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性有无可归责性。即，首先，考察受益人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次，应当注意到的是，此处并未涉及行政主体的可归责性问题，因为行政主体负有依法行使职权的职责，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出现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三，判断公众有无利用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的不良企图时，应从其知识结构、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