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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陕甘宁边区河防保卫战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北起府谷、南至宜川的千里黄河防线，既是阻挡日军进犯西北大后方的天然屏障，又是中共中央同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大河上下、秦晋两岸，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谱写了一曲保卫河防的壮丽凯歌。 部署兵力　巩固千里河防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 日本侵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1938年春开始，日军以梅津一一○师团为主力，加上一○九、一一八、二十六等师团，频繁向晋西南、晋西北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进攻，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日军的进攻地，多数是在吴堡县城宋家川对面的山西西部黄河军渡、碛口一带的渡口。该地历来为秦晋交通要冲，有公路与汾(阳)离(石)公路紧相衔接，汽车可直达河岸附近，日军从太原调来兵力和渡河器材极为方便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河防问题。1938年3月，鉴于日军在军渡、碛口猛攻河防，威胁到河东整个军队的归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八路军三个师的负责人，要他们部署兵力，巩固河防，其中指出一二○师巩固北段河防，保障后路；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立即北移，巩固中段河防。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河防问题。萧劲光报告说，日军约―一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6月6日进攻山西军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可能。毛泽东发言指出：蒋介石有借口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保卫河防的重任。1937年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军委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9月，萧劲光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留守处主任。同年12月，对内改称留守兵团。1938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员，留守兵团实行了新的编制序列，约有兵力15000余人。毛泽东极为倚重和信赖这支部队，他拍着萧劲光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 留守兵团以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驻神(木)府(谷)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志敏)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区，分别任命何长工、王兆相、陈奇涵为司令员，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与此同时，河东的八路军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不断打击和牵制敌人。八路军一二O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县城7座，歼敌1500余人；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隰县、大宁一带作战，歼敌XX年的一场胜利，警六团三营在战斗中仅伤亡6人 李赤然，又名李宗贵，陕西子长人，1955年授衔少将，时任警备五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回忆道：“1939年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XX年“5月初，河东离石一带的敌人，兵力增到一个旅团，附炮30余门，气势汹汹，企图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数小时激战，歼敌XX年的元旦。当时，已经进至我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敌人，兵分三路，每路约千余人，附炮十余门，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于元旦这天占领这三个据点以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十多架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我守备部队隐蔽待敌，毫不惊慌，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开始运动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隔河开炮还击。相持了一天，我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我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三处敌军先后退走，我河防机动部队乘机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敌军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撤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80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8人，中毒的十多人。” 留守兵团的积极防御战术 在河防战斗中，留守兵团提出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首先，河防部队认真做好战前准备工作。这主要是：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因为打的是防御战，河防部队就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选择有利地形，不辞劳苦，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坚固的防御工事，有效地减少了河防部队的伤亡，是敌人不可逾越的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