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日籍华人企业家张宗植.docVIP

记日籍华人企业家张宗植中国现在一步步走向强大。在XX年之内，有多少海外华裔、华人，热心关注祖国进步、发展，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给祖国以支持、援助啊!我认识的日籍华人企业家、作家张宗植先生，就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 “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 1913年，张宗植出身于我国江南的“儒林之乡”江苏宜兴。从小丧母，生活在徐舍镇书香门第的外祖父家。在良好的乡间自然环境里，既诵读中国经典，学着做诗填词；后来又进新学制的学校上学，接触传播西方科学新知识、新观念的新课程 1928年前后，张宗植进入上海私立民立中学读书。这是当年一所英语程度很高的中学，初中一年级起除国语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但进入初一的张宗植并不感觉吃力。学校里的功课，张宗植应对裕如，因此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北伐军到达上海时，初中生的他，曾翻读了《三民主义》，却不解渴。民族危机深重，进入高中的他，这时接触了先行者们译介的一大批讲唯物论、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和文艺理论书，才觉得正中下怀，茅塞顿开。用他自己的话说：“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我启示了新的人生观，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那一段的青年期，这些书的大量出版，是唤醒青年热情和理性的号角。”的确是这样。中学阶段，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等方面，张宗植已经奠定了他往后行事、做人的坚实基础 一个“比正式生还出色”的清华大学旁听生 中学毕业，张宗植报考清华大学，只因体格检查“不合格”，他未被正式录取。1932年深秋，他被允许住进表哥何凤元的学生宿舍，成了一名清华旁听生(那时北大、清华都容许旁听生，有的人是住在校外自租的公寓里)。他这个旁听生可不简单，一边听各科名教授讲课，攻读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等学科；一边为了了解那个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东邻日本，还用心学习日语。他同时还加入了左翼团体“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称“社联”)，写文章，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那时日寇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平静的清华校园已不宁静。北平市民和学生抗日情绪高涨，张宗植成为校园活跃分子。他结识了张凤阁、牛佩琮、李裕源(一清)、吕明羲(元明)等进步同学，很快又有蒋南翔、高承志、徐高阮、姚克广(依林)、荣千祥(高棠)、杨德基(杨述)等一批新入学的青年，还有一些女同学如魏蓁一(韦君宜)等，加入他们的活动。张宗植本人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又被推荐编《清华周刊》。他在《清华周刊》用张瓴、宗植(韦君宜说他曾用晏未庄的笔名，但笔者未在张宗植三十年代的著作中查出)等署名发表不少作品，既有讨论唯物论认识论的长文，还有小说、散文、杂文等。此外还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文艺副刊 ，《文艺月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登新作。有的小说如《浅滩上》，当年在清华园人们争相阅读，被称为杰作；《骚动》则被选入鲁迅、茅盾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本《草鞋脚》中。这使他在校园内外名声大噪，也引起北平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1935年春天政治形势紧张，1月，一个寒冷的黎明，国民党军警来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张宗植和一批同学被捕。4月底，张和徐高阮两人被作为要犯，押解南京。张被亲戚保释出来后，即赴日本留学去了 1937年夏天，张宗植正在日本留学，突然爆发了“七”。日本各报汹涌喧嚣，制造战争空气，连天的大标题都是“膺惩暴支”，“宣扬皇威”。原是日本军部早就安排好的占领华北的计划，偏要说是“偶然事件”，罪在中国；本已驻屯在华北的日军，却假称是临时派遣去惩暴防恶的。张宗植气愤极了，中国学生在日本再也呆不住了。他毅然带领来日本短暂度假的妹妹，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中国 那个时代那些人，不管放在哪儿都是社会中坚 张宗植赶回上海，匆匆去宜兴老家探望了外祖父一家之后，便步行3天，去芜湖乘船，赶往那时的抗日中心武汉。他与在武汉相遇的表兄何凤元一起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登记，在他们老师、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的领导下编刊物。然而3个多月，仅出了两期，武汉已在日军威胁之下，空袭频繁，各单位、团体纷纷向四川撤退。张教授先行去重庆，表兄何凤元应聘去西安教书，留下张宗植和一位管总务的高君，两人负责运送“战时文化社”的行李、辎重(其实主要是几箱书籍、纸张)。到达宜昌才了解，经营从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运的民生轮船公司，其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任务非常繁忙、紧张，有一位业务处经理童少山在这儿坐镇指挥。张宗植亲睹童少山肩负重担，昼夜辛劳，而人手短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不是去那儿坐等安排运输，而是帮童少山干起活儿来，帮他在码头黑板上写装运表，加快他运转的速度。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良好的教养、素质及敬业精神，被童经理看中。抵达重庆不久，他就被邀去民生轮船公司服务，从此开启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 张宗植到民生公司，先是在公司的业务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