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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瞿秋白对《红色中华》贡献[摘 要]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瞿秋白早在上海养病期间便发表文章,对其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到达瑞金后,瞿秋白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改善了《红色中华》报的实际工作,目标性更强,办报方针更明确,新闻业务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关键词] 瞿秋白 《红色中华》 中央苏区 报刊 瞿秋白是我党一位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他短暂的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过八个刊物:《新社会》旬刊、《人道》、《新青年》季刊、《向导》、《前锋》、《热血日报》、《布尔什维克》、《红色中华》。《红色中华》报是他主编的最后一份报刊,在为党奉献全部精力乃至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对这份报刊倾注了全部热情,为红军长征后的苏区宣传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其办报宗旨为:“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后改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发行对象主要是中央苏区军民。瞿秋白与《红色中华》的关系,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海养病期。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得到了部分《红色中华》报,(“从第一号起到七十二号――中间缺少十四号到三十几号”)便抱病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用笔名狄康发表在1933年8月7日上海的《斗争》第五十期上,对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第二阶段:中央苏区时期。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央指示,抱病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和苏维埃大学校长,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完全付诸实践 第三阶段:红军长征后时期。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突围转移时为止,瞿秋白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办到最后一期。期间,共编辑发行《红色中华》报24期 不管是在中国文化前沿上海,还是在条件艰苦的赣南苏区,瞿秋白以一个优秀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关心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关心红色报刊的发展与壮大,他对《红色中华》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写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对党报的办报指导思想、新闻业务、通讯员网络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中肯而实用的建议 在办报指导思想方面,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红色中华》在最后二十几期已经声明改组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苏区党的中央局和全国总工会的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照现在的几期看来,却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 在采编等新闻业务方面,瞿秋白根据自己长期的报业实践经验,对《红色中华》报所反映出来的粗劣、简陋的采编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消息的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缺点。”“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不论是战线上的新闻,还是春耕或秋耕运动的进展,或是退还公债的运动等等),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我想对于好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 在通讯员网络发展方面,瞿秋白也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我们以为工农兵通讯运动对于这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要组织每个地方、每个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讯(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高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 这些建议,丰富了党的新闻理论,对在中央苏区如何办好党报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其次,瞿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