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俄革命模式在我国实践变化.docVIP

试论苏俄革命模式在我国实践变化［摘 要］ 苏俄革命模式在革命中和此后的苏俄已出现变化，传播到中国后其变化进一步加大，出现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的深远意义在于“中国化”本身的变革本质，这使中共能够在各种新形势下发扬学习型政党的优势，进行自我改造和政策调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 苏俄革命模式 中国实践 变化 苏俄革命实际上是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实践，这种革命模式在革命中和此后的苏俄已出现变化，传播到中国后其变化进一步加大，出现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本文试对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初期实践变化作一论述，尤其关注苏俄的革命指导、中共对革命的认识以及革命形势变化等三方面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互动变化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基本特点及苏俄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基本特点 列宁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自成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于他“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原理，首先致力于俄国国情的研究”［1］P125。他认为，“俄国应该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理论”。［2］P96在革命的性质、进程、手段、领导权、同盟者、革命党、党军关系等方面，以列宁思想为特征的苏俄革命模式都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在革命性质上，列宁仍然承认“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应该积极地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他更强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3］P30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1］P165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超越马克思对革命进程的看法，极力缩短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和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间，并警告说：“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教条的牺牲品。”［4］P139在革命过渡手段上，他先是强调“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5］P149，但形势恶化迫使他认识到“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5］P385，并最终采取暴力方式来完成革命。列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在民主革命中的同盟者 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下，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党理论。他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P187-188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他要求把党建设成为“严守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6］P100；并通过“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道路选择的问题”［3］P96，认为“分歧不会决定党的生死存亡”，反而使党更加纯洁；他尤其强调组织内部的坚定性，不能怀疑党的纪律，“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7］P99在党军关系上，列宁主张“以主义建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党治军，建立党代表制度；强调武力与国民相结合”。［8］ 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力证明了苏俄革命模式的效能。该模式可简洁归纳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严守秘密”的、遵行“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带领无产阶级获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建立党军，使武装力量与国民运动相结合，并以暴力手段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进而以俄共（布）为样本建立共产国际来推动世界革命 （二）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催生和帮助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上。然而，托洛茨基与列宁看法不同，他指出：“欧洲革命看来已经退到幕后，毫无疑问，我们本身已经从西方退到东方。”［9］P12进攻波兰受挫更加印证了这种观点。共产国际二大后，苏俄加紧对远东输出革命。越飞在一封密电中写道：“这个地方（中国）对我们非常有利，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成功机会。”［10］P112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期间，“东方战略成为共产国际的主战略，中国成为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心，落后国家的内部动力则上升为推动本国革命发展的主要动力”［11］P39 出于生存需要，列宁不得不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来缓解苏俄外部环境的恶劣态势。［12］P230既要推动理想主义的世界革命，又迫于现实不得不执行有利于生存的外交政策。世界革命的暴力倾向与外交政策的和平需求混杂在一起，这决定了列宁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在中国的行动要实现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最高目标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次级目标是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低目标是和北洋政府或有可能主导北洋政府的实力派建立不敌对的关系，以缓解苏俄在远东的外部压力。”［11］P59 列宁和斯大林总体倾向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屈从苏俄生存的现实需要。例如，1923年联共（布）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以指导国民革命，又派加拉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