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日军细菌战中华第一女子.docVIP

追究日军细菌战中华第一女子 王选，祖先是山西太原王氏，北宋初年因避皇氏赵姓之害从晋迁往浙江，现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在过去长达6年的调查和诉讼中，她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搜寻铁证:在东京地方法庭的23次开庭中，她严词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细菌战罪行。这是她第一次踏上先祖故地，走进半个多世纪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山之中，寻找当年这里的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通过在盂县的寻访调查，她初步证明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日军细菌战的又一重灾区。笔者陪同王选女士在盂县调查中，就她6年来状告日本的历程进行了独家采访 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 6年前，她开始关注和调查日军细菌战。3年前，她走向日本地方法庭，代表108名中国人原告，也就是侵华战争中日军在浙江、湖南细菌战的受害者以及遗属，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国家的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责任 XX年10月，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在他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特别指出:“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用自己的全部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 XX年10月9日，从日本来到山西盂县寻找受害者的王选女士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她告诉笔者:目前，日本地方法庭已经开庭23次，今年还将有2次开庭，估计将于明年年初进行宣判。这场跨世纪的跨国诉讼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日本律师团的主要代表和原731部队见证细菌战的老兵已在杭州，向原告团成员代表汇报了在日本开庭诉讼的情况，并与中国的史学、法律专家座谈，联系、安排更多的原告在年内出庭作证。为此，她在完成杭州工作回日本后又匆匆来到盂县扩大调查范围，寻找更多的受害人，加入到诉讼的行列之中 王选在她代理浙江、湖南等地受害者诉讼之后，又选山西盂县作为调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原因有二:一是她在日本多次接触过作为日军侵华时期中国大陆受害女性状告日本政府第一案的盂县老人；二是在XX年8月14日接触到了前往她的家乡浙江义乌参加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团活动的盂县籍日军细菌战受害老人郑年璧的女儿郑梅。新华社记者为此在《山西日报》8月15日发了图片新闻。王选结识了郑家姐妹，了解了盂县受害者情况，决定从盂县开始调查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10月9日，就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卢沟桥反思侵略历史的第二天，王选从日本来到盂县。这位年近半百的热血女性站在笔者面前，话题直入主题，讲起她的诉讼，话语果敢利落，语速很快，伴以解说的手势，精神的双眸充满信念的光芒。笔者被这位前不久在《东方时空》中“相识”的“国际名人”的真诚坦率、感情充沛的叙述所打动，了解到她在这6年的诉讼中是怎样走过的 投身民族正义事业 王选女士和笔者一见面，就自报家门，讲她的祖先是山西太原的王氏，于北宋初年先祖迁居浙江义乌崇山。她十分兴奋地说:“我们崇山人就像我这次看到的山西人一样，个个身材高大，我回到老家了！” 王选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她从小就从父亲讲的家乡的事情里得知，自己唯一的亲叔叔惨死于1942年日军投下的鼠疫细菌，死时年仅13岁。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头一次把日军、鼠疫、死亡和恐怖联系在一起。12岁那年，她随父亲回崇山村过春节，她的姑姑讲起了那个年代村子里的悲惨情景:日本人的飞机过后，全村突然之间鼠疫流行，父老乡亲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死状惨不忍睹 1969年，王选从上海来到义乌回乡插队，与村民们一起劳动，在崇山村生活了4年。在这期间，她从老人们那里听到更多有关侵华日军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鼠疫灾难，让人肌体腐烂的炭疽病等等。每当老人们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常常泣不成声。王选的灵魂也深受震颤，她想:“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残害无辜百姓?这些暴行，这笔血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清算?”从此，一颗愤怒的种子播在她的心里 1973年5月，王选被推荐到杭州大学外语系学习，毕业后回到义乌当英语教师，后来曾到杭州任教。1987年，她与爱人共赴日本留学。1993年，她41岁，在筑波大学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然后，这位精通3国语言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的三四家公司争相聘用，开始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不久，她出国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正是这一次回乡之行，改变了她的人生之旅。在上海，弟弟告诉她，前不久崇山村来了几位日本人，专程调查当年日本从事细菌战的情况，准备回国后在媒体上揭露日军在华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王选回到日本后，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日军细菌战的解密。1995年8月3日，王选在《日本时报》上读到一则消息:首届关于日军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会议提及有3个中国农民代表，公开表示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的危害进行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