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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党政机关秘书腐败问题研究［摘要］秘书腐败的影响并不亚于领导干部腐败的影响，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腐蚀、危害公务员队伍，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和严重的经济后果。本文拟从秘书腐败现象出发，探讨其出现原因、造成危害与因应之策 ［关键词］秘书　腐败　防治对策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国内国外都一样，处于承上启下、沟通左右、联系内外的关键部位。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领导者面对的公众不是特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直接决定要更好地行使领导者的服务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秘书这样一个角色。可是，当前出现了个别地方、个别部门党政机关秘书腐败的不良现象，有的秘书揽权、捞权、生活腐化、贪污受贿，有的还与腐败的领导干部狼狈为奸。从“陈希同案”到沈阳的“慕马案”、河北的“丛福奎案”、深圳的“王炬案”，几乎所有腐败高官的腐败活动，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研究秘书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既有理论意义，更有现实必要 一、秘书腐败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后果 １、秘书专权弄权，操纵干部升迁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不久，叶群当了林彪办公室的主任。林彪的意见、指示、批示要由她把关，下面求见林彪请示问题，必须得她允许。因此，实际上她权力极大。她的弄权、揽权连林彪也颇为不满，以致于警告她“做事莫越权，说话莫罗嗦”。２００１年底，中纪委发出《关于李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揭露了原来经常以“河北第一秘”自居的李真的犯罪行为与丑恶嘴脸。李真曾是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秘书，他却以“二书记”自居，居间操作、左右河北省官员的升迁，甚至涉及省级干部的升迁。熟知内情的人士评价李真说：“他甚至是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的人，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想让谁上就让谁上。”从北京调至河北的杨益铭（后因受贿而被收审）希望升一级，但在北京不能如愿，李真居间操作，使杨益铭以平调的方式来到石家庄，然后将其所在单位升级 ２、贪污受贿 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４０．９万元，判刑１５年；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贪污１万元，挪用公款６４万元，判刑７年；铁英（北京市原人大副主任）的秘书段爱华受贿５．６万元，判刑５年；黄超（北京市原副市长）的秘书何世平受贿２４．３万元，判刑１６年。而深圳市前副市长王炬的原秘书、深圳市规划国土局规划处处长蔡建辉从王炬身上看到权力可以一本万利，便专门为一些开发房地产需要审批土地或增大占地面积的单位排除障碍，以收取“关照费”。他收钱从来以万计数，共非法收受５０万人民币、１０９万港币。王炬的另一个秘书、深圳市政府办公厅正处级干部张焱争也不甘落后，先后收受港商丘某等４人的贿赂合计人民币２０多万元。当然，这方面之最仍当数李真。中纪委的《通报》指出：李真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１０５１．０９万元。李真被逮捕后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写道：“我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认为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物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作经济准备，如有不测也万无一失。” ３、拉大旗做虎皮 人们对领导的秘书“尊重”，关键是他们在领导身边工作，与领导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多数人抱有“得罪不起”的态度。虽然看起来秘书手中没有实权，但某些秘书狐假虎威，凭借领导的威望和影响为所欲为。四川省绵阳市安县县委副书记李作虎指出：“如果疏于管理，个别秘书甚至会颐指气使，大打官腔，引起群众反感。结果，受伤害的是领导的形象。”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曾以私人名义从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拿走２０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碍于王宝森的面子，不仅没有追究，还给闫振利暗中圆了帐。市财政局说：“闫振利是王宝森的秘书，我们得罪不起他。”而表现最典型的仍属李真。当年李真在跟随省领导当秘书下市县时，多次主动跟人要烟要酒。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极力炫耀他与中央领导的所谓“特殊关系”，并在其办公室挂着一排他拼造的自己与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 ４、领导腐败与秘书腐败相结合 集团性腐败案件的背后都有一个秘书部落。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陈希同的秘书王小贝、陈健、高启明都触犯党纪国法，王宝森、铁英、黄超、慕绥新、丛福奎与各自秘书也不外乎此。王炬自身不干净，对秘书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大肆敛财也不闻不问，甚至还放纵他们收受贿赂。而王炬倒台后，两个秘书的犯罪行为也暴露无遗。这些都显示秘书与领导往往形成很微妙的人身依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秘书腐败原因分析 １、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双重失效 按常规，秘书应该由组织部门或办公室选派，但在现实中往往都是领导指定，而且许多由外地调任的领导还是自带秘书。这就加强了秘书的私人性和秘书对领导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是说，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是上下级的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