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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中美高规格战略对话机制 XX年12月14－15日，中美进行了第一次高层对话。对话定格为“中美经济战略对话”，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贸易平衡下的可持续增长，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能源和环境安全。双方几乎出动了所有经济部门首脑。这一“豪华”阵容对话机制的意义并不在于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双方各自做出什么让步，而在于太平洋东西两岸开始向经济战略合作方向发展。世界经济格局的平衡模式开始发生变化 美国希望引导中国的发展战略 这次中美对话机制被赫然冠以“战略”二字，区别于以往美国所确认的“美中战略竞争关系”、“利益相关者”的提法。但就在XX年8月的中美高层会谈，美国还不同意使用“战略”一词，认为“战略”对话是在合作伙伴之间进行，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同盟者 虽然，这次只是“经济战略对话”还不是全面战略对话，但这个微妙的改变应该有一些值得咀嚼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第一，中美双方都愿意着眼现在的“经济利益”，淡化过去意识形态的分歧，在“经济战略对话”中，创造共赢。第二，双方不希望循环“施加压力――几十亿经济合约的回应更大的摩擦和争端”的游戏，希望建立稳定的经济框架和规则。第三，双方都希望在经济战略的发展目标上达成一定的共识。特别是美国，希望通过对话，引导中国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美财政部长鲍尔森先生很明确地表达，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计划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当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很大。而且鲍尔森先生对三大战略问题的诠释，没有脱离“华盛顿共识”的贸易自由化的框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挑战”的命题，以及美国分享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的意愿，都说明美方希望推动中国经济在“华盛顿共识”下的未来的发展战略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各自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争取和谋求各自的利益也是天经地义的。各自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对话的基础 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如此“隆重”的对话机制，实际上是美国与欧盟特殊的“双边”关系以外最正式的“双边”对话机制。这一对话机制的建立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中美对话揭开的应该不仅仅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序幕，应该揭开的是“南北”对话的序幕。国际经济舞台大戏将增加一些新的主角和新的题材。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话语权，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话语权正在加大，更多的因素开始影响世界经济，包括中国因素，印度因素等等“发展中因素”而不完全是“发达因素”。世界游戏规则正在改变，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 对话机制：共赢和务实思维的结果 金融市场和能源问题对中美双方都具有战略意义 鲍尔森先生非常明确地对中国政府表示：“政府能提供给国民的经济利益上最好的服务方式是，欢迎所有领域的健康竞争，包括服务业。特别是，提升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度，可以成为所有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增长的催化剂。” 美国是金融强国，华尔街已经渗透全球的金融市场，欧洲、亚洲和新兴市场。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几乎是个没有开发的处女地，中国的银行业、巨大的居民储蓄显示的潜在的资金实力，初级的还未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规模远远不够的债券市场、成千上万的上市资源、产业的收购兼并市场，这些对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扩张无疑有巨大的诱惑力 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于美国金融业的全球发展，长期来说，可能有点近似当年新大陆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近期来说，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有巨大的比较优势，美国金融服务业的输出，有利于平衡商品贸易逆差，改善经常账户的赤字状态。在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以后，美国的金融业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推动金融业在中国的大规模拓展，我们今后应该更多地关注美国金融服务贸易盈余对美国经常账户的贡献，美国与中国在商品加“服务”的贸易记录可能要大大改写了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石油进口国。美中两国提早对各自的石油战略进行协调，有利于缓解不必要的恶性的两败俱伤的能源竞争 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双方在处理诸多矛盾中的一种方式的选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产业的转移，加入WTO，中国成为一个加工贸易出口大国，与美国、欧盟、日本这些比较优势不在同一层次上的经济体，在比较优势的交替过程中出现许多利益的重新分配，新的分配格局难免带来许多矛盾。如何解决矛盾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欧盟还把诸多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 对话机制的建立至少说明，中美双方都不愿意采取强硬的方式，而愿意审时度势求同存异，变摩擦、冲突、敌对，为谈判、沟通、对话、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战略性的问题。中美双方的对话方式选择应该是明智之举，也是两国人民和世界经济之福。中美高层对话机制是共赢和务实的思维方式的结果 （本文编辑 王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