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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往事――我所经历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新中国农业史上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变革。从那一年起,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斗转星移,时事沧桑,不觉已31年了。那时,我刚刚调任山西省襄垣公社党委书记,荣幸地经历了这场伟大改革的破冰之旅 一、质疑争论,艰难推进 197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载着行里,到距县城30多华里的襄垣公社上任 天气晴朗,雪后的田野银妆素裹,虽然寒气逼人,但空气异常清新。我一边领略着雪景,一边回味着昨天在梁坡底公社“送旧迎新座谈会”上的情景。三年多的战斗情谊,公社干部的依依不舍,村干部的热泪盈眶,在我脑海中不时浮现,心想:“人嘛,感情之驱,喜来不喜走啊!” 主政襄垣公社后,我想的最多的问题是如何把工作尽快搞上去,把农业生产搞好,不辜负县委的重托和襄垣公社百姓的期望 襄垣公社地处平遥东部,与祁县毗邻,是平遥县的东大门。全社有25个生产大队,21000 多口人。全社有黄土丘陵区和平川井灌区两种地形,人均耕地3.6亩,人少地多,耕作比较粗放,是平遥县屈指可数的商品粮基地。在“以粮为纲”、粮食紧缺的年代,县委调自己主政襄垣公社,深感责任重大,担子不轻 到襄垣公社工作之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1978年12月22日晚,红色电波传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消息,新闻公报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春天来了!开始解冻了!”第二天,收到《山西日报》后,我们公社干部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 1979年1月中旬,县委召开了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会议,公社党委决定边学习、边落实,选择长期后进的襄垣大队为突破口,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 襄垣大队是个后进的大村大队,全村650户,2570多口人,7050亩耕地。人民公社化以来,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50万斤左右,亩产仅达270余斤,留足种籽、饲料后,有的生产队还不够自己吃,直至1978年还有两个生产队吃国家返销粮。劳动日分红多数年份仅达两、三毛钱,全村80%以上的社员是欠款户。全大队欠国家贷款40多万元,社员欠集体30多万元 为改变襄垣大队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化以来,省、地、县先后派过XX年怕草绳,这是可以理解的 身为党委书记的我,对干部群众存在的“五怕”思想,也很难作出圆满的解答,但是有两点促使我下决心要搞: 一是实践检验真理,事实胜于雄辩。从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中,我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利益和劳动者的关系结合得越紧,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越高 “十年动乱”中虽然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大批“包”字,但一到夏收、秋收等关键时刻,不少干部还是偷偷摸摸地使用“包”的办法,常常是一包就灵,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二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在那些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办法。正是这两点,给了我搞试点的勇气和力量 春耕在即,容不得左顾右盼、等待观望,自己一边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他们“解惑”、“释疑”,一边和干部一道制定方案,划分作业小组 二、何去何从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古到今,每一次大的变革,莫不伴随着巨大的争论和非议。正当我们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高潮中,突然间吹来一股强劲的冷风,下了一场暴雨,几乎扑灭了刚刚兴起的改革之火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9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和襄垣三队的干部以及新组建的作业组长们研究春耕生产问题,会议结束时已午夜一点多钟了,回到公社后又饥又困,喝了一杯水就躺下睡了 第二天清晨还没醒来,就听见三队队长郝宝珠和几个作业组长敲我的窗户,我迷迷糊糊地问:“谁啊!有什么事”?他们中有的人说:“吴书记,快起吧,咱们做错了”。他们走进屋里,吵吵嚷嚷地说:今早上,中央电台广播中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不让包工到组。我怀疑他们听错了,他们都说是真的,广播来,原话没记清,意思没有错 为了稳定刚刚起步的试点工作,保护刚刚发动起来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当即表态说:“我们搞的包工到组,联产计酬是按照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精神搞的,是有根据的,不会错。退一步说,如果错了也是上面错了,是我错了,与大家没有责任,请大家放心,还是按我们研究的办法搞吧!” 话虽这样讲,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吃过早饭,急忙赶到洪善镇邮电所,想找当天的《人民日报》看个究竟。邮电所的同志们说,《人民日报》当天来不了,明天才能收到。我又问他们听到广播里有什么重要消息吗?他们有的说没听清,有的说好象有这回事 第二天,《人民日报》终于来了,我迫不急待地翻阅着,果不然,头版显著位置就是这篇报导,而且还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