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台政策中的公众舆论因素分析：以１９５８年台.docVIP

　　美国对台政策中的公众舆论因素分析：以１９５８年台 　[摘 要]选取发生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为案例，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具体决策过程的细致考察，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公众舆论在美国对台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公众舆论对台海危机可能引发中关之间的战争的高度担忧，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难度加大，不得不将重点之一放在平息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危机的第二阶段，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寻求避免因沿海岛屿问题而卷入，中突的解决之道；最后阶段，艾森豪威尔决定派国务卿杜勒斯亲赴台湾，以公众舆论为主要理由之一，最终压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收缩兵力，并保证今后不主动挑衅大陆。 　　[关键词]公众舆论；美国对台政策；1958年台海危机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公众舆论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微妙的问题。要真正认识公众舆论对决策的影响，需要对决策过程的细节进行仔细的分析。本文以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为例，利用相关的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期间的具体决策过程的细致考察，力图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公众舆论因素在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金门国民党守军发动大规模炮轰，沉寂三年多的台海危机再度爆发。由于炮击的突然和猛烈，金门完全被人民解放军的火力彻底封锁，国民党一时之间十分慌乱。8月27日蒋介石向艾森豪威尔发去一封“心急如焚的来信”，请求美国介入。 　　收到蒋的信件后，8月28日，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召开联席会议，研商台海局势及对策。第二天，各方与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各项方案。 　　经过仔细讨论，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为国民党补给船队进行护航的计划。在讨论护航计划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Tas Finletter)尖锐地批评艾森豪威尔处理台海危机的政策，表示“那种声称金门对保卫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的说法简直是一派胡言”。《纽约日报》报道，在白宫和国务院收到的50000封公众来信中，80％反对美国防守沿海岛屿。 　　9月25日，前国务卿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新港声明逐一加以抨击，表示：“美国似乎由于失去知觉和漠不关心，而被吹向与中共的战争，而此一战争没有朋友及盟国支持，也没有诉诸于人民公决，此一争端不值得丧失任何美国人的生命。”俄勒冈州参议员摩斯认为美国被国民党政府拉进战争。还有参议员宣称，“美国正在被一个独裁者，一个被逐出中国大陆的军阀，从后门拖进一场战争。”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西奥多·格林(Theodore F.Green)致信艾森豪威尔，对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可能因沿海岛屿而卷入战争的危险表示非常担忧，他认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对于台湾本岛和美国的安全不是至关重要的，认为“美国人民不会支持美国卷入保卫金门的战斗”，要求若有因沿海岛屿而卷入战争的危险时，应立即召开国会进行商议。最后他表示，原本可以在召集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寻求一致的意见之后，再向政府提出，但为了不影响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及避免被误认为是竞选的政治策略，故以信件的方式向总统提出建议。国会中民主党的重量级人物如约翰·肯尼迪、曼斯菲尔德、山姆·雷伯恩以及林登·约翰逊等也都拒绝支持政府的危机政策。 　　总之，公众舆论对台海危机可能引起战争的高度关注和担忧，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难度加大，不得不将重点之一放在争取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 　　面对公众舆论的压力，杜勒斯不得不极力为自己辩护，以缓解舆论的压力并引导舆论。他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在台海危机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认识到，一个需要作出这种严重决定的政策，应当在切合实际的范围内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这是必要 的。但是我也知道这样的事实：在作出最后决定时发生作用的因素是这么微妙，常常不为公众所知，以至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们负有一种不能同公众分担的责任。”他表示“我认为舆论总是很重要的，因为显然，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效地执行公共的政策”。针对公众大量来信的绝大部分反对因沿海岛屿而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情况，杜勒斯多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做工作以打消公众担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没有人比艾森豪威尔总统更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了。” 　　“如何避免战争的问题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如何进入战争以及如何摆脱战争方面不比任何人知道得少。……另外有些人说：‘让我们不要仅仅为了金门、马祖而发生战争。’我们同意这个意见。我们不打算只是为了金门和马祖而发生战争。如果全部情况就是这样，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问题是，你怎么在受到进攻的开端时防止退却逐渐发展下去?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极难估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