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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及电力产业互动机理及效应分析煤炭和火电产业关系的不和谐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表明，在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政府具有压低煤炭价格创造GDP效应的激励；电力产业的高集中度和严格的管理体制，使它在与煤炭和政府的三方博弈中获得了影响力；而政府对计划干预手段的依赖也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这些发现解释了规制者产业偏好的多重原因，指出了改革路径选择的主要约束条件。 关键词：规制偏好；纵向关系；产业势力；煤炭产业；电力产业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75―08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研究者对煤电产业(本文特指煤炭与火电产业)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电煤需求波动、价格的双轨制、运输环节的瓶颈等方面，并认为电煤矛盾是导致电力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实施基于市场化改革的价格并轨，分析的主旨也在于设计“电煤”价格和电力价格的联动机制。产业的规制者也接受了这些理论研究的建议，从2005年开始实施“煤电价格”联动以缓解二者的长期矛盾，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煤荒、运紧、电荒”的局面延续了三年多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进入2008年，“电煤”供求关系在气候、地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以至于有关部门基于惯性思维决定采取冻结电煤价格这一严厉的措施。本文的研究主旨是解释为什么规制者会长期偏好电力产业?实现这一偏好的工具是什么?以及它们对上下游关系扭曲的影响。研究表明，对“GDP”效应的偏好、产业势力的不对称以及规制者自身“效率”的存在是导致煤炭和电力产业关系被长期扭曲的根源，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不被消除或弱化，就难以实现煤电关系的长期和谐。对特征性事实的实证检验，既验证了理论假设，也成为提出政策建议的立足点。 二、理论和假设 (一)GDP效应与“资源的诅咒”假设 基于前苏联工业化战略的成功经验，新中国也将发展重化工业作为实现赶超先进国家的一条基本道路。这种模式因为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霍夫曼定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理论支持，加之中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供给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在改革开放后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并与新的经济体制相结合，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支点。在这种模式下，要素特别是稀缺性的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往往成为一种必然，原因在于这些资源在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中，属于所谓“中间投入品”，它们直接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远小于使用它们的其它生产部门，只有人为抑制要素的价格，引致GDP效应更高的其它产业对它们的大量使用，才能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增加全社会的净产出。当这种战略与资源密集产品的出口、获得国外需求或资金供给相结合时，扭曲的程度会被加重。这一发现已经被吴敬琏、刘世锦等人在分析中国传统增长方式时提出的“旧型工业化道路”、“低价竞争模式”所验证。 “资源的诅咒”理论则为我们理解煤炭产业长期处于劣势地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原因在于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或国家，会将更多的资本从制造业向资源产业转移，从而削弱了具有正外部性的制造业的成长，最终削弱整个经济的竞争优势。徐康宁和王剑、邵帅和齐中英的研究发现，我国的资源富裕省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其它地区。对全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山西省的案例考察，启发我们将“资源诅咒”假设延伸到产业层面。我国煤炭产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初始投资的资本密集和生产过程的劳动密集，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规模报酬递增。这样在整体增长模式给定的条件下，煤炭产业的产出越多，价格会受市场的引导自动向下调整；而当供给不足时，政府会倾向于通过少量的补贴获得必要的产出。除非经营环境或定价机制发生较大的改变，否则煤炭产业缺乏提高产能或改善生产技术的能力和激励。我国煤炭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上的分离，也使经济增长或产业发展的效应被“外化”，诅咒机制的效应也会放大。 假设1　在投入驱动和低价竞争模式下，富裕资源的价格会受到来自体制的扭曲，进而使产业在整体上长期处于劣势地位。 (二)利益集团假设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很早就关注利益集团对竞争政策的影响，奥尔森从“搭便车”的动机出发，认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从集体目标出发，付出更多的个体努力，从组织活动中获得较多的收益。施蒂格勒提出了一个相对规范的规制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规制或许正是一个产业积极寻求的，也可能是强加于它的”。他指出除了直接的货币补贴或进入限制外，产业往往还会谋求国家对那些能影响它替代物和补充物的干预，例如航空业积极支持政府对机场的补贴、建筑业对节能材料的排斥等。依此类推，政府对“电煤”价格和数量的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电力产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