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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推拉理论构建游牧人口定居动力机制体系摘要：基于研究人口迁移原因的推拉理论，面对甘南游牧人口生存环境的变化，笔者借助熵概念，提出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已经存在，并构建了包括推力、拉力和中间障碍等内容的动力机制体系。继而具体论述了这一体系，笔者认为甘南游牧人口定居的推力机制由建立草原临界退偿机制、建植人工草地等内容组成，拉力机制由培育生态产业、加速城镇化进程等内容组成，且深入分析了横亘在“推”、“拉”力之间的中间障碍因素。 关键词：推拉理论；熵；推力；拉力；中间障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4AJY005)的成果之一。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南藏族自治州游牧人口定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娟娟(1980－)，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2－0052－05　收稿日期：2010－01－29 一、前言 推拉理论(the push and pull theory)是解释人口迁移原因的主要理论之一。1889年Ravenstcin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881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即居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就推力而言，主要有生存环境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推动人口迁移的基本力量，如环境恶劣、资源枯竭和灾害频繁会直接促成人口迁移，它更多地存在于传统农牧业社会，对工业社会人口迁移的影响较弱，后者是推动人口迁移的另一种基本力量，如政治动荡，宗教、种族冲突以及人口过剩导致的收入下降会直接或间接推动人口迁移。Ravenstein(1889)认为，拉力比推力更重要，“各种压迫人的法律、沉重的赋税、恶劣的气候、不良的社会环境等都产生并仍然产生着迁移流；但是这些迁移流没有一个能与人类内在的、要在物质方面过的更好愿望所形成的迁移流相媲美”。然而，并非所有感受推拉力的人口都会迁移，Lee(1966)提出了中间障碍(intervening obstacles)的概念，认为人口迁移过程存在着目的地、原住地和二者之间一系列的中间障碍。对迁移有利的因素是正因素，对迁移不利的因素设为负因素，吸引与排斥人们居住某一地区的平衡力量是中性因素。正、负因素是相对而言的，一个地区的高工资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可能成为吸引人们迁入的正因素，但对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是负因素，因此，中间障碍因素是形成不同迁移规模的重要因素。在权衡各种因素后，只有确定预期迁移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人们才会迁移。 二、研究区域概况 甘南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青藏高原中东部牧区和东北部农林区的过渡地带，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幅员面积4.5×104km2。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大面积的草地、森林和湿地，其中，天然草地4084×104hm2，占土地总面积的70.28％(见图1)，占甘肃草原面积的15.2％，畜牧业是其主导产业，牧业人口占总人口(65.98万)的40％，畜牧业收入占农牧民的85％以上。然而，受气候条件制约，这里牧草生长期较短，青草期一般仅有5个月，枯草期长达7个月，生态环境极为敏感和脆弱。草原承包到户后，伴随人口数量激增和畜群规模加大，牧民不断向外延展生存空间，增大对草地资源的需求，传统的游牧方式打破了草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加速了生态系统功能的劣变速率。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甘南草原的理论载畜量为619万个羊单位，2002年实际放牧家畜是882万个羊单位，超载率高达47.0％。调研表明，90％左右的甘南草场已出现退化，29.1％为重度退化，49.7％为中度退化，1980年以来有4.03×104hm2的草地因严重退化、沙化和盐渍化而成为裸地。优良牧草所占比例由1982年的70％下降到1996年的45％，杂毒草由30％上升到55％，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每公顷减少1560kg，减产幅度达28％，植被覆盖度由原来的95％下降到的75％，草地鼠虫害活动频繁，受灾面积占草地面积的20％(高新才等，2009)。可见，靠天然草原单一的、无计划的、低水平的游牧方式养畜，靠牺牲生态环境养畜，传统畜牧业正在走向尽头。为修复生态环境，改善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甘南采取一系列措施，游牧人口定居就是其中之一。据甘南畜牧局提供的资料，截至2006年末，甘南共有13595户牧户，其中已定居6909户，占牧民总户数的51％，未定居占牧民总户数的49％。未定居的游牧人口主要分布在玛曲、碌曲、夏河3个纯牧业县，合作市以及卓尼、达部2个半农半牧区县的大部分游牧人口已经基本实现定居。 三、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机制体系 在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