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部入手改革货币体系.docVIP

从局部入手改革货币体系经过30年沉寂之后，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开始得到讨论。 在短期之内大规模重建货币体系没有可能。然而，我们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 首先，关于汇率、资本流动和储备金的看法必须达成一致，而且这种共识要比通常认定的更加有一致性。能达成共识的监督条款，应该被编入某种形式的“软法”之中。 其次，金融安全网必须改善，使各国不必通过增加外汇储备以自保。难度最小的选择是建立一个新的管理体制，它在特殊提款权（SDR）的分配上作决定从而提高这种工具的使用率。 第三，在特殊提款权的构成上，应该有计划地加以改变，把人民币也包括进去来加强多国框架体系。 这些改革应该从局部改动入手，并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坚实的改革步伐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在沉寂了30年后，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又重新启动。2011年由法国担任G20峰会轮值主席国已开始预热，很多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观点通过报刊、文件和会议浮现出来。 这些文章和报告指出了当前货币体系的不足：对于关键储备货币的依赖，反过来又导致货币调节机制的不平衡；不能为顺差国家提供激励机制以促使其进行调整；忽视本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导致一个全球的货币立场可能性不够充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通过增加外汇储备以自保，不但花费过大而且对自我保护会产生依赖；不能引导净资本流动从低收益率的发达经济体，到高收益率的新兴经济体；而重要的实际汇率失调，有时会引发“货币战争”。 旧政策的进退两难，如“特里芬难题”已被重新提起；一些过去的观点，如扩张特殊提款权所扮演的角色，也在重新开始讨论。 根据凯恩斯著名的 “博弈规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因国际权力平衡的结构转换而得以强调。 这种转换在近十年内已逐渐清晰可见，金融危机后，其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对称的影响又推进了转换的速度。到2020年，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会超越过去的两个世纪达到的高点，从而为一个以美元、欧元、人民币为主要框架的多元化货币体系提供有力的基础。 不过从现有的宏大设计和构思来看，在短期内重建国际货币体系都希望不大。在替代美元的选择中，欧元和人民币的劣势过于明显。 改变游戏规则要有雄心和足够的勇气。那些要全盘改写的建议根本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因为我们现在不是1944年。 因此现在可以集中关注讨论有哪些可能性。官方工作组已被委任为G20提供可行性建议，以供多国财长讨论，为11月的戛纳G20峰会各国元首会面达成共识作准备。 那么，坚实的步骤应该是什么？怎样的改革既能帮助阐释根本的缺陷并获得足够的共识？我们认为有三种方式： 第一，建立关于资本流入的政策共识，为各国的资本管制、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提供一个国际监管框架。这将有助于降低“货币战争”爆发的风险。 第二，借鉴韩国为轮值主席国的2010年G20峰会成果，加强金融安全网，以保证各国不必采取积累外汇储备的自保模式；或者在他们面对经济的突然停滞时，不必依靠可能的双边互换信用额度去获得流动性。 第三，准备筹划改变特别提款权（SDR）的构成，这有利加强多国框架体系并朝着该方向迈进。 汇率、资本流动和储备 汇率、资本流动和外汇储备三者都是有相当争议的话题。但很显然，金融危机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对称的影响，使汇率有必要重新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间进行调整。调整终归要发生，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一眼看过去，第一个话题触及了汇率政策的敏感议题，因而饱受争议。其实这并没有必要。全球性经济危机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对称的影响，使汇率重新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间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日益明显。 调整终究要发生，只不过方式不同――或者通过名义汇率改变，或者通过通胀趋势的分化。更高的消费价格带来的压力，会使新兴市场的政府和央行用积累外汇储备或（和）资本管制来抑制汇率升值的意愿降低。 出于同样的原因，关于资本管制的争议也在减少。而与过去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于给决策者们运用资本管制之类的政策工具空间已经没有过去那么不情愿。 同时，新兴市场的决策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资本管制只是诸多宏观经济及宏观审慎工具的一部分。这些工具都可以抑制大量不稳定资本流入带来的不利影响。 政策共识也许因此触手可及。更困难的是在制度安排上达成一致。首先，有望达成的国际共识应被编入某种形式的“软法”――比如一套行为准则之中。其次，对资本管制和汇率政策进行合作监督，以区分开重商主义动机和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动机。 这一任务应该由一个国际机构承担。这个国际机构应提供评估和政策建议，以及必要时的技术协助。IMF几乎是能担此重任的天然候选者。 然而，这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