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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模式看当前农村金融困境及出路长久以来，因为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及信贷模式，农村金融都面临着供给不足的问题，一般金融机构在乡镇村庄基本没有经营网点。即便当初确立的以农村金融业务为主的农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城市中。但另一方面，农民面对着手中主要的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却无法抵押、流转，徒呼奈何。2007年6月,成都正式获批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改革，对解决当前农村金融的困境具有积极地意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困难 法律上的问题 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抵押问题主要由我国的《物权法》及《担保法》规定。但我国法律允许抵押的农地承包权仅限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除此之外，《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和《担保法》第三十七条均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抵押。这都是开展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在法律上面临的问题。 农地承担了较大的社会保障任务 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严重不足，农村土地承担了较多的社会保障功能。一是温饱保障功能。农民在承包的农地上种植的粮食与蔬菜，完全可以满足自己家庭的温饱之需。只要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易手，农民的粮食问题就会有保障。二是就业及择业退路保障。一方面,农地的存在可缓解农民的就业压力, 有助于将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不完全就业的形式保留在农村；另一方面,对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来说,一旦无工可做时可以回流农村,从而不仅可以减轻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就业压力,而且可以减少农民在城市的盲目滞留,避免出现大量贫民窟与棚户区。 农村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是现行立法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土地保障以外的其他社会保障机制没有普遍建立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一旦农民经营失败,不能按期偿还债务, 其所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必然交由银行处置,这将使农民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不仅危及农民的生存,而且还会给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造成新的压力。 农地产权受限，流转不畅 产权一般包括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通过使用资源而获取租金的收益权，以及通过出售或其他办法转让资源给他人的转让权。在组成产权的三项权利当中，转让权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承认农户的土地转让权，但这种转让权仅限于农业用途之间的转让。农地要转为非农用途，要受《土地管理法》的严格约束，并且只能按照国家的规划，转让给政府。因此，迄今为止，我国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农地产品受限，流转不畅，给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带来了极大的经营困难：如果农民违约，金融机构收回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有效变现，弥补金融机构的损失。这是金融机构不愿进入农村市场的重要原因。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不易评估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抵押品的价值必须易于评估，这样才可以确定贷款额度。但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目前并不容易评估：首先，如上面所述，目前缺乏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无法有效的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价格。其次，缺乏专业的评估机构和健全的价值评估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由谁评估、如何评估、参照标准以及公正性等事项随意性很大，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规定及有权威的专业机构，这使得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主观判断成份较大，实际价值难以合理确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交易双方对评估价值往往产生较大的差异，也制约了该类贷款业务的开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作为抵押物的可行性探讨 农地保障职能正在逐步弱化 土地对农民承载的社会保障职能是制约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重要因素。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不断上升，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的收入更为多元化，对土地的依赖大大减轻。这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了社会基础。 农地承包经营权更加稳定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稳定的、长期的承包经营权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监管机构鼓励金融机构进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创新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先后出台的有关加快农村金融、加强信贷结构调整的意见中，鼓励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解决农村需求不足问题，特别是明确提出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开办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这些已经在政策上保证农民获得长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了法律基础。 成都模式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尝试 开展农地确权措施 从产权角度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