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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视野下对量刑问题再认识
未成年人犯罪视野下对量刑问题再认识[摘要]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未成年犯罪人加强司法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罪犯的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亦成为主流趋势。而我国由于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缺失所带来的未成年刑事案件刑罚适用的不科学、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中的不平衡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如何对未成年犯罪人正确量刑的角度作一研析。
[关键词]未成年人;量刑;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一、量刑的概念和基础问题
量刑的概念,国内外各类表述不一,日本称为“刑罚的量定”,我国台湾则多称为“刑之酌科”,前苏联将之称为判刑。(P1)在国内,多数理论对于量刑的定义,是从狭义的语义角度来注释的。“量”就是裁量,“刑”就是刑罚。量刑就是人民院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活动。
随着刑法谦抑性、量刑轻缓等现代刑法理论的不断出现,传统的量刑概念不能充分表现量刑本身所具有的运动性特征的局限性逐步显现。量刑的实质意义和范围一再扩大,一些学者开始从扩张的角度来认识量刑。如有学者认为,量刑是指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权衡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或适用某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判处何种刑种和刑度以及是否现实执行某种刑罚的审判活动。(P251)也有学者指出“如今的量刑的确不能再与刑罚裁量相等同,此外至少包括或扩至非刑罚的裁量方法、刑罚免除、保安刑的裁量等”,是否适用刑罚和如何适用刑罚这些动态的行为,也被纳入了量刑的视线范围。从运动的量刑观出发,量刑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量刑方式的选择阶段和适用刑罚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刑对法官而言,就不只是刑罚的适用,是否要现实执行(即是否缓刑)以及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对宣告刑的修正(减刑和假释)也成为量刑的一部分。
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对立正好在量刑论上极为鲜明地表现出来。报应刑论者主张,刑罚的程度应与犯罪之程度相当。而目的论者则更为重视犯罪者的社会危害性,把特殊预防的意义即“刑罚的适合性”作为量刑的标准。传统的量刑观认为,量刑的基础和依据就是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新的刑事责任理论则从双面责任主义走向了单面责任主义,认为量刑的轻重既要看所犯的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和行为人本身的具体情况和其它可能影响承担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因此,量刑的基本原则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既反映了刑罚目的的要求,同时又衡量了刑罚裁量的正确与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治罚为辅的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领域,未成年犯罪主体与成年犯罪主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把普通司法制度机械地搬进少年司法领域,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在“盛行一时之罪刑法定主义,亦由严格而趋于宽大”(P46)的现代刑法理念下,各国刑法更为普遍地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宽松的刑事政策”,尤其在刑法谦抑性、经济性原则的推动下,轻缓的刑罚、缓刑、非刑罚的、个别化的处罚方法广为适用。我国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独立的少年刑事法典,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使用同一部刑法、同一个划定犯罪标准,在实践中已越来越受到质疑。虽然司法实践中一贯适用的“教育、感化、挽救”原则是符合时代特征的,但由于量刑概念认识上的狭窄,对于非刑罚化的处理方式等内容,往往是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一部分而实施,并没有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官量刑的一个方面,更没有作为量刑的必然内容加以规范。而减刑、假释则更是属于刑罚的执行内容,没有成为量刑的一个部分予以充分重视。因而,在实践中做法各异,极不平衡,操作的伸缩度也极大。
事实上,正是这些看似份外的教育、挽救工作使刑罚“个别化”原则在未成年犯罪人身上得以体现。未成年罪犯的特殊性即“人身危害性”在我刑法界已被普遍重视,以“人身危害性”为基础的“刑罚个别化”的原则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对思想方式简单、各方面身心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采用非刑罚的处理方法,以及建立其独有的减缓刑制度也是主流的要求。近年来,一些司法解释和实际办案操作中的潜规则实际上就在不断致力于解决这一状况。2005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罪犯罪事实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同时,在第十八条中进一步明确了:“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同时,该解释中第十六、第十七条也分别对缓刑和免刑的适用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可见,在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含义上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充。因此,当前形势下,科学、合理地探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轻刑化和行刑社会化过程中,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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