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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新论[摘要]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到底是八种犯罪行为，还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学界分歧较大。从该款的立法精神、规范目的以及对“犯罪行为说”存在的弊端分析入手，应当坚持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的观点，因为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法益保护的应有之意。此外，在坚持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观点的基础上，对该款规定的相关犯罪应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 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罪名说；犯罪行为说 [中图分类号] D916.7[文献标识码] A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17条第2款（以下简称该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规定的到底是八种犯罪行为还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学界仍有较大分歧。这说明了该款的规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这八种犯罪的含义规定的还不是十分明确。 一、“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观点之辨析 对于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旧《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条规定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引发了诸多质疑，主要表现在对“杀人、重伤”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含义和范围的理解不一。［1］有鉴于此，新《刑法》在第17条第2款中，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下文中的行为人，如无特别指出，仅指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明确予以列出。有学者指出，“鉴于此款生成的上述原因以及新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学界自然认为此款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八种具体犯罪（即罪名）。”［2］（P207） 对此，有学者指出，该款规定的是八种具体的罪名，对于该款学界基本评价比旧《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要好一些。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两类案件使该观点难以解答。一类是行为人实施的涉毒案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行为人运输、制造毒品的案件；另一类是行为人实施的绑架杀人的案件，其本身的特点符合《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实际上，从该条文本身的法定刑，结合《刑法》第49条的规定以及《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该条文已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对于这两类案件，学界认为，对这些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仅与法理不符，也有违该款的立法本意。因此，有学者提出：《刑法》该款规定的是八种“犯罪行为”而不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于是刑法理论上开始出现了“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之争。 为解决此问题，2002年7月24日出台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中规定，“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的罪名……。”该《答复意见》采纳了“犯罪行为说”的观点，“犯罪行为说”由此占得了先机，确立了学术地位。张明楷教授认为，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某种行为包含了《刑法》该款中规定的八种犯罪行为，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3］（P189-190） 在笔者看来，“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的观点分别体现了刑法的两大机能。“罪名说”的观点更倾向于体现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而“犯罪行为说”的观点更倾向于体现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孰是孰非，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当今世界各国刑法更倾向于人权保障机能，考虑到这种倾向，我们似乎应当坚持“罪名说”。然而，刑法的两大机能可谓是对立统一关系，“罪名说”与“犯罪行为说”之间也理应存在这种相应的对立统一关系，绝非不可调和。仅一味地坚持“罪名说”或者坚持“犯罪行为说”而忽视其内在联系，从而对其进行机械理解的话，是不符合辨证唯物主义原理的。 二、本文的观点：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 基于刑事立法本义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坚持“罪名说”，而立足于刑事司法实践的要求，以更有利于惩罚犯罪，又应当坚持“犯罪行为说”。在查阅相关资料，经过认真的推敲与分析后，我们认为，“犯罪行为说”的观点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应当坚持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理由如下： （一）从确立该款的立法精神、规范目的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上看，“罪名说”应予坚持 由旧《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的“列举加概括”的表述方式，到新《刑法》第17条第2款只规定了“列举”的表述方式，我们不难看出，该款如此规定是为了限制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张明楷教授指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但是，“刑法的目的，不只是狭义的保护法益，同时也要保障行为人的自由。换言之，刑法的保护法益目的，一方面是保护法益免受个人侵害，另一方面是保护法益（行为人的自由）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