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涨幅回落后货币政策调整.docVIP

物价涨幅回落后货币政策调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当成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此前的两个事件是：（1）5月20日温家宝总理投稿英国《金融时报》，文中称中国已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2）6月底中国统计数据出炉，显示6月CPI同比增长6.4%，创近年来通货指数新高。随着数据的公布，全国又掀起新一轮对中国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过多的议论或讨论。通胀数据是走高还是走低这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问题只在于形势判断关系到宏观政策走向，决策当局的政策选择又直接影响中国经济下半年的经济金融形势。 我非常赞同温总理投书英国《金融时报》文中的观点，即中国的通胀是充分可控的，即便是6月份CPI出现了6.4%这一前所未有的至高点，退一步，假设7月份的CPI也超过6%，但物价涨幅见顶，8月份以后CPI会逐月回落是可以预见的，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2011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有三因素决定：菜价，猪肉价和国际大宗商品价，这三个推进因素前两个因素是国内因素，是短期因素，因而充分可控；第三个因素是国际因素，国际因素虽然无法操控但却可以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消弱其冲击强度。 中国现有耕地18.2亿亩，加上复种指数实际农地利用面积约为23亿亩，其中2.7亿亩种菜，全国人均菜地仅为2分，而北京市人均菜地仅为0.26分即4个人总共1分多菜地，类似北京这样“地菜”占比极低而主要靠“客菜”满足居民菜篮子需求的大城市还有很多。在城镇化进程中，种菜变为“种房子”，加上运费高企，物流体系不合理，再时不时地遇上自然灾害，菜价出现上涨趋势自然是不可避免。而猪肉价格成为本轮通胀的主要贡献因素更是一件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件之一。中国猪肉产量占世界产量2/3左右，中国老百姓（除回族维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外）都离不开猪肉。但猪肉生产是最符合西方经济学中“蛛网理论”的典型产业。在小户饲养，分散经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背景下，猪肉价格上涨刺激农民大量养猪，生猪供给过剩后，猪肉价格下跌，农民养猪亏本，农民又开始大量宰杀母猪，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市场猪肉供应出现缺口，猪肉价格迅速上涨并成为CPI上升的主要贡献因素，6月份猪肉价同比上升57.1%，演绎的就是上边的“蛛网理论”故事。但这种故事永远是周期性地发生，用不上三个季度，经济规律就会自动产生生猪供给大量增加猪肉价格开始回落的调节作用。所以，菜价猪肉价的短期上涨其实都不可怕。只要中国农业保持连年丰收，只要粮食不出现大面积减产，在工业消费品始终存在供给过剩的中国，就不存在高通货膨胀的生成基础。 外部价格冲击对中国的物价水平来说是一个不可预期因素，中国经济的外向依存度越来越高，在每年维持8%以上增长速度背景下，中国经济离开国际市场已经很难保持正常运转。根据近年的海关统计，中国进口排在前4位的产品依次为：集成电路板、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和平板电视。这4大类产品中尤其以石油和铁矿石的价格难以捉摸，对它们的价格上涨造成的通胀冲击，我们似乎只能被动适应。值得安慰的是石油天然气价格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产生的通胀冲击不独对中国，所有国家都是受害者。我们只是需求量大，受冲击程度较高而已。铁矿石涨价则仅针对中国，因为到2010年年底，中国钢铁的实际产能已达9亿吨，官方统计是产出6.26亿吨，全国还有许多不按规则出牌的小钢铁厂，因而中国铁矿石需求量最大，集体谈判一致行动的能力又最弱，因此在钢铁石价格谈判中总是处于被宰地位。应对国际价格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将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即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提升，改善恶化了的贸易条件，但决策层由于顾虑中国外贸出口企业的承受力能力，一直对这一政策工具运用处于踌躇状态，理论界也受到“人民币升值有害论”、“升值阴谋论”的影响进而加大了决策层的犹豫程度。不过，我相信，随着外部价格冲击日益常态化，随着中国由产品出口大国向金融投资大国的转变，我们的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也在发生转变，决策层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重视汇率政策工具的运用，将之结为抵消国际价格冲击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利器。 在中国通胀分析中较为流行的是货币原教旨主义，提起物价上涨不管是长期原因还是短期因素起主要作用，那些可爱的分析家都一概以货币过多来解释，并进一步地将之归结为货币政策失误甚至总结为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对这些有失偏颇的观点，我在《央行货币超发之谜》（《银行家》2010年12月）一文及2010年12月15日与《金融时报》记者的谈话中已做过分析，在此不拟赘述。我关注的重点是在物价涨幅回落趋势确定后中国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走向。 我们都知道，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际是紧缩型的，全国中小企业在资金面遇到的困难甚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21.5%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严格贷款规模监管环境下，大量中小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