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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差异化发展研究 　　摘 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职业教育发展基础、区域发展战略的差异，需要“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差异化发展。差异化发展的内涵在于合理配置资源，满足区域差异化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差异化发展的特征体现为专业设置满足产业结构差异、人才培养适应科技创新差异、国际合作适应区域定位差异。差异化发展的目标是充分有效地开发职业教育资源，满足“一带一路”差异化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一带一路”的联动发展。差异化发展的路径为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相匹配，国际合作与区域定位相符合。 　　关键词：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差异化 　　作者简介：胡茂波（1975-），男，湖北鹤峰人，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谢丽丽（1992-），女，湖北十堰人，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1-0028-04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简称为“一带一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2015年3月，国务院、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后简称“一带一路”愿景），规划十个城市为“一带一路”的内陆节点城市。根据地域分布，其将十个节点城市分为，中部地区节点城市：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西北地区节点城市：西安、兰州、西宁；西南地区节点城市：重庆、成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为内陆节点城市的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2015年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教职成[2015]9号）提出，职业教育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优质产能走出去。本文以“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为背景，分析其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发展差异化的动因、内涵、目标及路径。 　　一、“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差异化发展的动因 　　（一）“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产业结构的差异 　　2014年，武汉的GDP在中部节点城市最高，为10905.6亿元；南昌的GDP在中部节点城市最低，为4000.01亿元。中部节点城市的煤炭、钢铁、冶金与石化等重工业特征显著，第三产业相对滞后，中部地区的产业创新水平发展不均。2014年，西北地区内陆节点城市GDP除了西安较高之外，兰州、西宁的GDP分别为2095.99元、1131.62亿元，处于内陆节点城市的末尾（见表1）。西北节点城市的第一、二产业较为发达，形成了各自优势产业，西安关中地区为装备制造等产业，甘肃兰州地区为能源化工等[1]。西北地区城市主要以煤炭、石油、?Y源开发为主，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薄弱。2014年，成都、重庆的GDP均突破了10000亿元，在西南地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较好。重庆主要以传统电子信息等为主导产业，成都主要以生物医药等为主导产业。西南地区节点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较高。重庆、四川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63.03、59.6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 　　（二）“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发展基础的差异 　　“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状况与各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密切关联。中部地区节点城市，职业教育的总体发展目标与城市建设的目标定位联系更加密切，与城市的定位发展息息相关。中部节点城市质量发展不均，其中合肥、西安、长沙、南昌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较小，郑州、长沙两个节点城市的生师比相对较高，两地的专任教师较为稀缺（见表2）。武汉、长沙的高职院校数量最多，南昌的高职院校数在30所以下。西北地区节点城市兰州与西宁的职业教育发展总体目标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培养技术人才。西北地区，中高等职业院校数量较少，师资水平也很低，生师比例较高。西南地区节点城市职业教育的目标更加注重职业教育内部的发展，提高职业教育层次、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重庆、成都的中职教育发展水平与中部地区节点城市的比处于中上，成都地区专任教师有待增加。 　　（三）“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区域发展战略的差异 　　由于自然条件、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政策环境、历史文化差异，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长期存在，且有扩大的趋势，因而以区域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群必然出现非均衡格局[3]。“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的总体规划，依托的城市群的发展方向不同。十大内陆节点城市分布在“一带一路”规划中不同走向的六大经济走廊，区域间节点城市的功能定位也有所差异（见表3）。西北地区节点城市西安、兰州、西宁作为连接中亚、西亚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