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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猛咬一口主被动关系艺术财经：你在中国美院读的是中国画系，怎么想起做影像的? 陈晓云：艺术材料并没什么门槛可言，本身也是相通的，我觉得这没什么。当时是上世纪末嘛，录像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材料，所以想尝试着用一下，觉得它是比较直接和比较有效的方式，也没觉得它特别或不特别，正好手上有摄像机就试一试。 艺术财经：为什么国画系没有读完?是不是兴趣点转移了? 陈晓云：也不是，年轻人嘛，有很多突发的事件、突发的情绪，没有什么深思熟虑，没有什么“我不想读“或者”抛弃教育制度”之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因为一些小事故。 艺术财经：什么小事故? 陈晓云：就是打架啦、英语不及格啦，诸如此类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原因，不是我好的原因，是我不好的原因，这个得实话实说，咱也不能给自己扣上一个反叛的帽子(笑)。人家有人家的制度，你不能去犯这个制度，犯了你也得认这个结果。但是，我也没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上学对青春期来说就是一个阶段，只是我这个阶段比较短，不过也有这个阶段，所以我也满足了。 艺术财经：退学以后是不是更自由了? 陈晓云：没有，其实我是属于那种思维发育比较晚的，我也没说我有很多的特别了不起的想法，我一退学就有更充裕的时间更大的自由去把它做出来。退学以后我有很长的时间在社会上闲逛，我并没有说非得怎么样，就是在不断的尝试；最后发现还是这一行比较适合我。 艺术财经：1996年，邱志杰和吴美纯在杭州策划的《第一届中国录像艺术展》是不是对你的创作有些影响? 陈晓云：对，所有杭州做影像的艺术家都会受到老邱他们做的这个展览的影n向。那是第一次做影像展，不光是作品展示，也整理了很多影像艺术的文献资料。我其实在这之前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接触了录像艺术，包括很多资料文献，没觉得它特别《陌生也没觉得它特别新奇，只是后来有了摄像机才有了条件。当时以吃喝玩乐各种理由，买了个摄像机。那时候摄像机还处于向家庭普及的阶段，就是超入，后来慢慢开始有数字摄像机，剪辑也更方便一些。 艺术财经：2003年3月你也在杭州和和佟飚一起策划了《附体影像艺术展》，为什么不务正业? 陈晓云：那个时候在全国都没有什么展览，没有策展人来做这个，没有公共性的资源机构和报道。那时候的展览全是艺术家自己策划找人，自己找场地，自己去借器材。邱志杰、徐震、杨振中、杨福东他们那个时候一直在干这样的事情，策划的好几个展览影响也很大。那时候只有艺术家自己对自己负责，纯粹是自发的行为。 艺术财经：高士明的文章里写“杭州影像运动的作品是以当代艺术的方式结构作品的。具体地说，是以意象和意象团的凝结与组合所形成的结构，取 艺术财经：影像里有四个男人不停地把餐桌上的各种食物塞进一个女人嘴里直至痛哭流涕，还有另一个荧幕里两个男的在慢慢啃噬一个侧躺着的女人的身体，有点SM的味道。 陈晓云：这个是有具体的男女关系的隐喻在里面。爱也是具有侵略性的，倒不一定是施虐和受虐。我对SM没兴趣，但是对SM的画面效果有兴趣，这种欲望和爱的关系。比如往女孩嘴里塞东西，就是表达“我要、我要，我给、我给、我给死你”这种索取和付出直至癫狂的状态，所谓爱就是这样的。包括咬，这种露出牙齿的撕扯，也是男女之间一种切肤的关系。因为生活是流淌着的，除非是刻意地拿块石头挡在自己前面，爬过去，再拿起一块石头，再爬过去，这种平面西西弗式的效果。实际生活不是这样。 艺术财经：你用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的无力感，力量的虚实对比，这一点挺有意思。 陈晓云：大家对生活都有这种相似的感受，无话可说或者无法表达的状态，你能明显感觉到压力，但是你无法回避它，甚至无法认真去想。 艺术财经：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陈晓云：悲观，嗯，有一点吧。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点的，看怎么理解，悲观也是一种挺有力量的东西，有时候又挺虚无的。悲观太青春期了，我觉得我不配悲观，我想应该有别的词汇可以形容。我最近比较喜欢的词是“歇斯底里”，这种疯狂或癫狂的状态中有绝望，有悲观，也有猛咬一口、乱咬一口。我觉得“歇斯底里”是一个中性词，它是情绪和感受上的临界点。我做这个片子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歇斯底里，歇斯底里不是闷骚型的，它需要一种速度，一种很快的节奏，大量的词汇和语言，咒骂也好，画面也好，迅速地不负责任地滚动，纯粹受情绪支配地滚动。 艺术家的生活跟艺术作品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好的作家是一个默默的观察者，好的艺术家也不是过得血淋淋的，非要把自己搞得千疮百孔才能对生活或艺术有什么独特深刻的理解，我从来不相信这个的。包括我的作品都是故事，也需要杜撰，观众需要通过理解这样的杜撰的故事来理解艺术和艺术家，但这个不重要，没有哪个艺术家过得像混蛋或者像神仙，都是普通人。创作作品的生活其实挺无聊的、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