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docVIP

　　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第1 　最近，来自立法机关、审判机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部门或行业的专家、学者对民事证据法草案初稿进行了认真讨论，本文就讨论中涉及证据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予以介绍，并就其中争论的观点发表一些管见，期盼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有学者认为，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如果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那么就很难协调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能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框架之内来考虑证据法的内容设置。我认为，很难将我国立法建制简单地归属于大陆法系模式。因为具有上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法系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而寿终正寝，随即从清朝末年到后来民国时期，我国当时的立法和司法大多通过日本受到德国、法国的影响，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深受前苏联的影响，再由于中华法系本身就有重实体法而轻程序法的传统观念而与大陆法系更相接近，但绝非因此而认为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更因为，我们有具体的国情、现实的国际环境以及20年法制发展的特殊轨迹，而这都要求我们要努力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经验来创建我们的法治社会。因此，卸除一切不必要的历史包袱来实现这一目标则是我们最理性的一种选择。 　　就是在制定证据法上来看，近十年来，我国所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是在实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这两大终极目标上尚未取得显著的成效。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在传统习惯上重实体而轻程序的做法不无直接的关系；另外，就我国现实国情与法官普遍的业务素质而论，我们在诉讼法上缺乏一整套系统而科学的证据规则来引导法官判案。正是缺乏这样一套证据规则来调整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主体地位与相互关系，因此无法真正使依靠当事人来推动整个诉讼程序的发展与法官作为程序管理者的程序构架落实到位。实际上，现在讨论制定民事证据法问题，审判实践的迫切要求与强烈呼唤才是提出这一立法命题的原始推动力。因此，我们的确无法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寻找其答案，来论证其合理性，而必须现实地做好这份答卷。在立法模式上，我赞成制定单一的民事证据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历史阶段体现了当代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分工不断细腻与完善的特点，这种趋势表现在法律部门的分工上则是新兴的部门法应运而生，其功能日渐专业化、系统化，加之两大法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20年以来的审判实践所总结出的经验，使得诉讼程序法的各部门属性更加个性化与科学化。并且，民事证据法与刑事证据法在法律的属性、具体功能、诉讼主体、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与证据规则的诸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个性远远超过其共性，如果制定统一证据法，不仅立法技术上的难度很大，且在法律的适用上也会带来种种不便。但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初步意见是，基于立法规划上的通盘考虑，倾向于出台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对此，有学者抱着使民事证据法尽快出台的目的，认为如民事证据法不能单独立法时，可将民事证据法列入民法典中，因为目前立法机关正在加紧制定民法典。这种观点基于现实的考虑，不无一定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尽管民事证据法的一些内容与民法典具有明显的关联性，甚至涉及一些推定规则、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本应在民法典当中予以设置，但是，根据现已起草的民事证据法草案来看，无论从其结构上或是条文上，其完整性、独立性和充实性与系统性初显端倪。在内容或篇幅上，也绝非是十七世纪初法国民法典中有关证据规则所能比拟的。如此自成一体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合二为一，势必会以损害民法典体例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民法典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和社会进化的阶段性的必然要求，从建立法治国家的高度来看，证据法在制定颁行之后的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更新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阶段性的分野则主要取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官素质、公民法律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如果民事证据法纳入民法典当中，其不断的修订与更新势必影响到民法典本身的稳定性。就此退一步而言，即使制定统一证据法典，亦实则优于将民事证据法纳入民法典当中。[#XBT#]二、举证时限问题关于举证时限应否在立法上作出规定，有一种观点认为，举证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应在时限上加以严格的限制。另一种观点对举证时限提出质疑，认为我国的司法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举证时效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在超过时限之后提出证据的权利，这种做法将意味着把上述司法原则改为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也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违反举证时限，可由他承担违反程序法上的责任，即由其承担诉讼费和由此而增加的其他费用便可达到制裁的目的，而不应由其承担实体法上的法律后果。我认为，举证的定位往往不在于权利属性而在于负担或责任属性。在现实审判实践当中，当事人一方通常会理性地试图根据实体法上所体现的权利要件因素或者根据程序法上的规定而要求法官将举证责任判给对方当事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