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的市场属性及其配置制度的完善.docVIP

　　水权的市场属性及其配置制度的完善|第1 　水权与市场的关联水权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体现的是人们对水资源的占有使用关系，直接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是有关水资源的所有制关系的意志反映或法律形式。在我国，《宪法》和《水法》都对资源（包括水资源）的国家（或全民）所有制形式作了规定。《水法》颁布后，我国为建立起与之相应的水权制度作了巨大的努力，具体地说就是在体现国家（或全民）所有的基础上，明确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国家通过立法使水资源国家所有得到固定化，通过实施取水许可以及其他相关措施，确立和规范水的使用权。由于水权制度的确立，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开始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为水资源的有效配置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在所有制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水权制度是否就一成不变呢？所有制是经济基础，而水权等财产权是一种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有多种方式来适应经济基础，水权制度的具体形式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环境中获得不同的发展和变异。作为高度抽象的、一般性的经济学范畴，所有制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然而，人们对所有制反映的权利观念或法权形式，也因条件和环境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权利制度形式。马克思说：“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６０８页）因而，认为水权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凝固不变的，并且认为只有一种水权制度与一定的所有制相对应，这与现实显然是不相符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尽管我国的《宪法》已对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做出过规定，但是，那毕竟是仅作为所有制的直接反映而作的定性规定。没有商品交换的需要，水资源也只是以其使用价值作为存在的惟一形式，并且由于缺乏法制，在水资源的权属问题上具有随意性。在这种条件下，尽管水权可分解为所有权和使用权，但不仅界限不清，而且缺乏分解的必要性。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水资源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存在时，使用权的分离才成为必然和必要，因为它作为一种纯经济形式必然要摆脱掉附属于其上的政治或社会的“混杂物”，才能平等自由地进入市场。马克思曾强调，使用权的分离是产生于对他人财产进行支配，以实现其价值的需要，而这种支配权的获得是由于有了信用制度。在分析土地所有制时，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制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６９６、６９７页）。从上述理论分析可看出，水权中的不同内容不仅是可分的，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分离是必然的且必要的。因此，水的使用权不仅不排斥市场，反而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分不开的，因为只有在市场中其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内在要求才能得以实现。这样，我们就发现，我国的水权既具全民所有性又可具市场化特征。在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初步建立的今天，我国的水权制度应与上述特征相适应，即既要强调、体现和保证国家（全民）对水资源的所有权，又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权从经济角度来考察，所谓水权其实与产权概念具有一致性，它是水产权，因为水的使用份额一经被获得，它便与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一样，自然被市场机制纳入到具有交换特征的商品之列。从国内外不同立场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产权不是通常理解的仅是主体对物的所有权，它是所有权有关的各种权利之总和，同时它还是制约人们行使这些权利的一种规则。英国学者Ｐ·阿贝尔在他的《劳动——资本合伙制：第三种政治经济形式》一书中对产权作了如下分析：“我所说的产权意思是：所有权，即排除他人对所有物的控制权。使用权，即区别于管理和收益权的对所有物的享受和使用权。管理权，即决定怎样和由谁来使用所有物的权利。分享残余收益或承担负债的权利，即来自于对所有物的使用或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和成本分享和分摊的权利。对资本的权利，即对所有物的转让、使用、改造和毁坏的权利。安全的权利，即免于被剥夺的权利。转让权，即所有物遗赠给他人或下一代的权利。以上尚未列举的一些权利，即不对其他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加以时间约束的权利，禁止有害使用权利的权利。产权还指支配重新获得业已失去的所有权的规则”。从上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规范的水权除了转让权外，与产权的其他相关权利都没有根本不一致的地方。在我国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中，对水资源的使用权的转让有所规定，在第二十六条中明确“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在第二十八条中明确“依照取水许可证取得的水，非法转售的，将吊销其取水许可证”；第三十条明确“转让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发放取水许可证的部门吊销取水许可证，没收非法所得”。从中可以看出，与其他产权属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