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大学教学自由.docVIP

传播学视野下大学教学自由2008年11月24日,上海某高校教授在其私人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博客文章,该文透露,由于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有批评政府等内容,作者本人被两名女大学生检举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 该事件经由网络新传媒迅速传播,一时成为舆论热点。网络民众基本持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自主选择课堂讲授内容是教师的基本权利,另一派则认为该教授于课堂上的言论过于激进,且严重脱离课程本身内容,而后者的观点还有该教授的学生作出证明。此次事件折射出的大学教学自由问题引人深思。 一、大学教学自由的涵义 对于“自由”一词的内涵,西方学界自文艺复兴以来便颇为重视,霍布斯曾经认为“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1]。与他同时代的荷兰哲人斯宾诺莎也认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珍贵”[2]。近代对斯宾诺莎极为推崇的罗素在《社会中的自由》一文中提到“自由就是指没有外部的障碍来阻止实现我们的意愿”[3],并进一步指出扩大自由的两种途径,即“增长能力”和“缩小欲望”。这些都是对“自由”一词内涵极为精妙的论述。由此推及“教学自由”,可以将其基本内涵概括为:教师的教学活动独立和免受他人或组织(政府、组织、团体、个人)干预的状态。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文件规定,教师享受的基本教学自由包括:选择和使用教材的自由、选择教法的自由、参与课程教材教具开发的自由。从教学自由的外延上看,一般认为,教学自由可包含于学术自由之内,如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教学自由解释为:教师和学生不受法律、学校各种规定的限制或公众压力的不合理干预,而进行讲授、学习、探求知识和研究的自由”。此外,法学界关于“表达自由”的研究亦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演讲自由、教学自由等都归入其中[4]。由此可见,教学与言论、出版都属于信息传播活动。 二、大学教学自由的传播学理论诠释 对于“传播”一词,国内最为流行的定义是传播学学者郭庆光的“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5]显然,大学教学活动基本符合此定义。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一篇题为《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传播过程的“5W”基本要素,即“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办法,是回答下列5个问题: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根据这一传播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作为传者,学生往往充当受众的角色,教师的授课内容可以看作是讯息,而负责传递讯息的媒介则是语言以及各种辅助教具,学生获取讯息前后不同的知识结构则是整个传播活动产生的效果。这样,教学过程构成一个完整的线性传播模式。然而,教学又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兼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的特征。 作为一种人际传播,教学是一种个人作为主体的传播过程,往往是以语言作为直接媒介,师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但是由于传者与受众一对多的不对等特点,整个教学过程往往形成单向传播,即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或者看法、观点,而逆向传播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极少出现。 将教学视为组织传播,是因为学校、班级都具有典型的组织特点。传播学者李正良将组织传播定义为“处于一定的环境中的组织及成员,为实现既定的共同目标而进行的信息共享与传递活动。”[6]组织成员之间的思想、观念相互影响,是组织传播概念对于教学的重要启示,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师生之间,也存在于学生与学生之间。 从根本上说,教学并不能归入大众传播的范畴,但大众传播的某些特征也能在教学上体现。如前文所说,教学传播的单向性尤为明显,传统教学模式下传者与受众缺乏互动,学生作业作为受众给予传者的反馈往往不能与教学同步,显现出其滞后性,这些特征都能运用大众传播理论予以解释。 1.控制研究:从传者角度看待大学教学自由的限制 教学中的话语问题: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学生话语权的获得则基本上依赖于教师支配。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现象的存在是必然且不可改变的,因为话语权与传播过程的双方关系乃至社会地位息息相关。无论东方文化,抑或是西方思想体系中,教师不仅在教学中处于主动地位,同时还在社会系统内被赋予崇高的、美好的形象。 不仅仅是教学中话语权的分配问题,宏观而言,教育也是整个社会话语系统的制衡点。福柯就明确指出了教育在话语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话语知识和权利的政治方式。”[7]每一种教育制度都是以伴随话语而来的知识和权力来保存或修改话语占用的政治手段。教育的本质决定了教学中的话语将受到种种限制,这并不取决于该教育制度是存在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