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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可疑洗钱行为透析作者简介：高增安(1965―)，男，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610031)，副教授。研究方向：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 国际贸易的主体多、交易环节复杂、时空跨度大、国内法与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公约、惯例等）有兼而适用等特性，加之联手打击跨国洗钱犯罪的国际司法援助制度的不完善，注定了国际贸易对洗钱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由于表面上合法的交易具有较大的欺骗性，洗钱主体与洗钱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有限的分析工具难以应对大量的交易数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 500）与反洗钱规定之间的冲突等原因，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行为的识别和报告不力。因而反洗钱监控的重点放在了金融领域，而忽视了新兴的贸易洗钱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反洗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中国反洗钱进一步走向法制化和国际化。研究贸易洗钱的产生背景，识别国际贸易中的各种可疑洗钱行为并剖析其成因和表征，对于建立全方位的反洗钱体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贸易洗钱的提出 一般意义上的洗钱是利用银行账目往来，通过交易数额、交易频率、交易对象、交易方式等一系列账户特性的变动来达到非法资产合法化的目的，我们称之为“账户洗钱”。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对洗钱的界定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一致的认可，它隐含了下列几层意思：（1）犯罪财产或者违法所得先于洗钱行为的客观存在；（2）洗钱行为人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收益的主观故意或者犯罪动机；（3）洗钱是上游犯罪的继续，又可能是进一步犯罪的开始；（4）非法财产经过清洗之后变成合法收益的必然结果；（5）洗钱既可能是行为上的犯罪，也可能是动机上的犯罪。基此对金融机构提出的一系列制度性要求，如了解你的客户（KYC）、报告可疑行为（SAR）和大额现金交易（CTR）、保存交易记录等，同样隐含了下列假定：（1）洗钱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的，金融机构具有控制客户活动的能力；（2）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和白领犯罪是洗钱得逞的必要条件；（3）制度供给可以改变金融机构的激励结构，进而调节其行为模式；（4）信息披露与洗钱活动负相关。但这些假定并不适合新兴的基于贸易的洗钱行为。 贸易洗钱主要是随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洗钱行为，其实质是通过虚构交易事实来实现对所转移财产的合法占有。贸易洗钱具有下列特殊性：第一，行为人（进口商或者出口商）并不持有需要经过特别清洗以掩饰其非法性质或来源的不法收益，也并不总是具有把非法收益合法化的主观故意，或许他们更关心的是税收筹划、资金的合意调动以及整体收益最大化；第二，一切非法所得均可以通过贸易操作来完成，而不必金融机构的参与；第三，洗钱的后果既可能是非法收益的合法化，也可能是资本外逃和税收偷漏，因此，资本外逃和税收偷漏是洗钱的一部分。所以，判定贸易洗钱应该分析：（1）行为人是否存在掩饰资产的真实状况（如性质、来源、处所、所有权等）或者隐瞒交易的客观事实（如价格、数量、品类、支付条件等）的行为或者企图；（2）客观上是否发生了或者一旦其计划得逞就可能发生表面上对所转移资产的合法占有；（3）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1）是（2）之因，则（1）的行为就是洗钱。这里，我们没有区分财产转移合法与否，也没有刻意强调犯罪动机，而是注重对财产的非法侵占这一后果，因为要准确判定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或者是在“明知”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参与了洗钱活动往往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贸易洗钱是指通过虚构的交易事实使行为人及其相对人对所转移的资产享有表面上合法的财产权利的行为。它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他罪而存在的犯罪行为，并随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不断走向全球化和专业化。甚至可以说，国际贸易深入到哪里，洗钱犯罪就蔓延到哪里。贸易洗钱比银行账户洗钱更便捷、更隐蔽，因而也更有诱惑力、更难防范。传统上基于银行账户洗钱的反洗钱制度不能很好地遏止贸易洗钱行为，这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二、贸易洗钱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 （一）转移定价洗钱 作为关联方之间的内部交易价格，转移定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基于机会成本的定价，它是洗钱、资本外逃和逃税的诱因。资本外逃和逃税本质上是洗钱的变体，因为它们都使得行为人对所转移的资产享有表面上合法的财产权利。因此，基于转移定价的洗钱金额等于资本外逃与税收偷逃之和。[1](1131)这里，资本外逃泛指逃避外汇管制和配额约束的一切非法资本出口，它有别于正常贸易条件下的资本流出。逃税也区别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例外条款而采取的合法规避行为。 涉嫌洗钱的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主要有3种模式：（1）确保交易双方共同的利润最大化的转移定价，即“效率性转移定价”；[2]（2）确保定价方利润最大化的转移定价；（3）确保资金流动量最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