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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外国教师及西方近代教育导入摘 要：清末，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师资问题凸显，聘用外国教师逐渐成为潮流。两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主要与欧美国家打交道，这一时期对欧美教师需求较大；甲午战争后，随着戊戌变法与新政的展开，日本教师成为外国教师的主体。绝大部分外国教师的素质比较高，他们对外国语言的讲解与阐释、对国外科学技术的介绍与引进、对西方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的推广与传播在使得西方的教育理论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中国，他们的到来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关键词：在华外国教师 近代教育 导入 聘请外国教师，早已有之。早在明朝设四夷馆时就有聘请外国人做教师的先例。据《古今图书集成》载：“此四夷馆之设，猷虑甚弘远也。当是时，为馆傅者多征自外国，简吾子弟之幼颖者而受学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俄罗斯文馆成立之时，也是由俄罗斯商人瓦西里来担任教师。然而，这只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并非常态的聘用，聘请外国教师成为潮流则是到了晚清时期才出现的。 19世纪中叶，中国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穷则思变，当中国不得不进行一些近代化的变革之时，人才的匮乏却成为困扰变革的羁绊。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兴办教育，而且必须是适应时代的西方新式教育。正如美国人丁韪良所说：“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而当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逐渐认清世界形势的洋务派即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在开办军工以及民用企业的同时，发展新式教育，力图培养新式人才。 然而，所有的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在清政府发展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师资不足问题凸显。由于传统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并未真正接触过西方的新式教育，他们思想陈旧，眼界狭窄，不懂外语，认不清国际局势，从未接触过近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对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掌握更是无从谈起。正是梁启超所说的“学术之陋，至今日已极，士子不研究根底，习尚虚浮，沿谬承讹，寡闻浅见，凡郡国之利病，工商之通滞，舆地之险要，兵将之韬略，海内外之情状，茫然未有所知”。因此，随着新式教育的兴办，以及对新式教育愈来愈强烈的渴求，逐渐出现了一股聘用外国教师的潮流，直到清末，仍盛极不衰。 晚清时期，聘用外国教师肇始于京师同文馆。起初，京师同文馆是一所以培养外语和翻译人才为主的新式学堂，因此，开馆伊始就面临如何获得外语师资的直接难题。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人在所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中建议，“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请敕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师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由此不难看出，当初洋务派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想到要聘请外国教师，而是选择通晓外国文字的中国人，尤其是与外国人打交道较为频繁的“广东、上海商人”。然而，这一设想很快也就覆灭：有的地方宣称无人可派，而所选派之人却不堪大任。后来，经过一番讨论与审核，英国人包尔腾（J. Burdon）成为第一个收到京师同文馆的聘书前来中国执教的外国教师，他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的教授工作。后来，法语、俄语等外国教师也陆续到位。如此，晚清时期聘用外国教师的序幕就徐徐拉开了。 此后，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外国教师也越来越多地被聘用，且规模越来越大。根据《同文馆题名录》记载，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30多年的时间里，京师同文馆先后共聘用了教师86名（不计副教师），其中外国教师53名，占了教师总数的62%。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外国教师大多来自欧美，以英、法、美、俄为主。这主要由于清政府对外开放的大门，主要是由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清政府大多数情况下在与这些欧美国家打交道，无论是出于外交的需要，还是出于要学习他们先进技术的需要，欧美教师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外国教师的大多数。 然而，随着日本的逐渐崛起，日本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此种情况有了很大转变。随着戊戌变法以及新政的开展，一股师法日本的趋势不可逆转，不仅清政府派遣大批留学生东渡日本，而且国内新式学堂也开始大量聘请日本教师。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从日本聘请教师是一条捷径，他们认为：“求师欧美，所费不赀，非一县一邑力所能及。独日本维新30年余，教育规制不亚欧美，其学校卒业人员最多，与中国临近，招延甚易。”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将1901～1911年的新政年代称为中国的“日本教师的时代”。而据日本学者荫山雅博《清末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与日本教师》所载，仅1909年一年在华的日本教师即达424人之多。（见表）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