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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保障普通劳动者权利中复兴摘要：罗斯福新政劳工立法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保障了普通劳动者免于恐惧、免于迫害、免于暴力而主动争取权利的能力，使美国劳工群体可以通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有组织有力量地合法展开工人运动，合理表达、适时实现同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利益诉求，既不断改善了自己的境遇，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兴。新政劳工立法的实践表明：没有国家和政府对劳工权利保护的有效行动，就没有普通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共同增长，而所谓国家复兴也将无从谈起。 关键词：罗斯福新政；劳工；权利 中图分类号:D9225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110-03 作者简介：张建红（1979－），女，湖北枣阳人，重庆文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硕士，研究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政与公民的权利。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影响深远，其研究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以至后来不同历史时期，总有来自中外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此展开不同视角的探讨，其中劳工立法就是重要内容之一。比较而言，国外学界对新政劳工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却大都从宏观调控、维护稳定、社会保障、扩大内需、促进就业等经济方面入手。这些固然重要,但笔者同意赵修义教授的观点“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的”，并且以为新政劳工立法更加深刻的要义还在于阐释了这样的逻辑：国家与其坐以待毙地目睹自由放任的丛林法则导致权利失衡的野蛮倒退，还不如顺时应势地保障以劳工为主的普通劳动者权利，在彰显民众利益中走向文明复兴。因为，综观造成那场灾难的种种原因，普通劳工权益备受剥夺与抑制，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日趋贫困的悲惨境遇导致财富过度集中、需求匮乏等等恰恰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且罗斯福总统不惜二次新政誓将劳工权利维护到底，目的就是要切中要害、对症下药摆脱危机。 一、失衡的权利与国家危机 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经济学界众说纷纭，但基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需求匮乏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而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金融市场则成了问题的爆发点。本文无意探索产生那场经济危机的原因,但罗斯福新政在劳工立法方面的浓墨重彩本身就雄辩地表明，经济危机与劳工问题紧密相联，不解决劳工问题就不能化解危机。事实上，早在危机前普通劳工群体孤立无援、任人宰割的贫弱状况和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就已经预示着危机的必然到来。 正如吉尔伯特菲特在《美国经济史》中所言，在上世纪20年代初，经济的不利因素就已出现：农业始终未从一战后的萧条中恢复，农民贫困，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的说法也掺了水，因为新机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在1920至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0%，而工人数量却未增多，工农作为消费主力，其收入降低必然导致国家总需求减少。但是大量普通劳动者因为贫困导致的消费能力不足，却被按揭贷款、信用消费、分期付款所掩盖，加上股票、证券等金融业务的过度投机大大刺激了市场的虚假繁荣。“一方面，商业企业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各类垄断非常普遍，做大做强’成为主导的口号；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从1920年到1929年，这10年间企业主的收入成倍增加，而工人的周平均工资在10年间虽时升时降，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29年为2503美元，还不及1920年的2630美元。顶层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众的630倍。1929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的24万个家庭的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3倍。失业、贫困、不安全感普遍存在。”[1] 面对悲惨境遇，众多劳工不是不知道抗争，也不是没有争取过应有的权利，更不是不知道要靠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和力量才能增加胜算的几率，而是根本因为那时的劳工权利主体与资方权利主体在力量对比上已经严重失衡——软弱无力的劳工组织处处受到傲慢强悍的资方打压。艾伯特·布卢姆曾指出，“新政”以前，资方对劳工的态度，“一般说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严厉镇压工会运动；二是自己尝试改善工人处境。许多公司两种方式兼用，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改善工人处境的原因之一，是增加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以便对付工会。个别公司或同业公会则通过庞大公共关系计划，运用工人间谍、黑名单、黄狗契约（工人与雇主订立的为取得与保持工作宣誓不参加工会的契约）、破坏罢工者、工贼以及……催泪弹与军火武器以对付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等办法，严厉打击劳工组织。对许多董事、总经理来说，工人是像机器一样的商品，他们对待工人也就像对待商品一样。”“对于这样的劳资关系，当时的政府由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一般说是不管的；如果管，也是站在资方一边。”[2]比如，虽然早在1890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限制资本垄断势力，然而，这个法律却首先被资方用来限制工会的发展。资方的律师争辩说，工会组织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阻止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