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逼仄空间下悲剧人生.doc

《黎巴嫩》:逼仄空间下悲剧人生空间越逼仄,人性的异化和扭曲越发明显,这是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 在日本,流传着三只猴子的典故,他们信奉的三猿雕像,一个双手捂眼、一个双手捂嘴、一个双手捂耳,意喻不看、不听与不说。抛弃对禅意的阐释,不语、不听、不说,亦意喻着空间的逼仄与人性回到混沌状态下的无意识主义。 柏拉图曾有著名的“洞穴”理论:一些人从小就囚禁在一个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被铁链所束缚,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两眼只能直视前方的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上方不远处燃烧着一堆火。人和火之间有一条稍微隆起的路,路上有一堵矮墙。在矮墙的后面,另外一些人扛着各种各样的木制和石雕动物雕像以及人像,高举过墙,让他们做出动作,影子便投射在洞穴后壁上。走动的人时而交谈,时而沉默。被囚禁的人将会把投射的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也会把回声当成影像所说的话。假如他走出洞穴,来到阳光下面,他将会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觉眼花缭乱,使他看不见“真实事物”。而当他能够看清太阳,再让他回到洞穴,他就不是从前的那个受遮蔽者了。 很明显,对于《黎巴嫩》的导演塞缪尔,他就是那位看清太阳的人,只是现在,他要把我们重新带回洞穴,去体验逼仄空间下的悲剧人生。 “来自不同地方的我们,都庆幸自己当时不需要身处那部坦克里。但在世界其他角落,还会有另一部装载着恐慌和罪责的坦克。”评委会主席李安这样评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影片《黎巴嫩》,“我很感激导演以以色列士兵的眼光来审视黎巴嫩战争,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亦是导演25年前亲身经历过的战争。 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一辆以军坦克前往黎巴嫩叙利亚占领的某区,跟本部队伍汇合。四个坦克手都是第一次踏上黎巴嫩的国土,一路上精神高度紧张。逼仄窄小的空间和一路的战争景像,让四个年轻人心理防线迅速瓦解,到了歇斯底里崩溃的边缘。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除了时断时续的电台就是坦克?望镜,通过这块镜片,他们看到只有难避敌我的武装人员,惨遭屠戮的百姓,死于非命的战友,以及无所不在的残垣断壁。然而现在,在电台的指引下,他们孤身闯进了叙利亚部队占领区的腹地,死亡的味道,终于透过镜片,漫溢进囚笼般的坦克机舱。 坦克兵大多是既不愿意当步兵,又达不到空军资格的人,最后只能服从军队的分配。他们被放置到这样一种境地:和生死有一定距离,却对死亡无从逃离。随着顶盖的关闭,光线和世界都被隔绝了,只有?望镜能够依靠。正是这个?望镜让人真正开始了解战争,开始明白什么是杀戮;正是这?望镜让人开始怀念那道光,那道让人可以变得立体,可以看清楚对方的光。即便是惶恐地躲在窥视镜后面,看到的同样是惊慌逃窜的人群、妇女裹着碎花破洞毛毯、战友瞬时被火苗吞没……油表在转动,电波里不断地发来指示,战友的情绪越来越崩溃,而混乱中涂抹在脸上的机油在逼仄空间里散发着更加躁动的气味。对面的炮火越来越强烈,火光和坦克的激烈晃动让人根本没有时间擦去眼角的泪水。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用手触摸明天的第一道光线,也许只能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接受自己的命运了。而一切都没有意义。 在黎巴嫩那片多灾多难的国土上,基本上每一个成年的以色列人,都受过战争洗礼,经过这样的历练,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无比坚强,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但内心却从未停止过对这场战争真正意义的怀疑。他们表面上很正常,工作、结婚、生子,但这些记忆依旧吞噬着他们的灵魂。 导演塞缪尔19岁参军,20岁以坦克手的身份参战,在战争中杀过人、负过伤。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年在黎巴嫩的经历改变了我的生活,这部电影不简单。”现在他真的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不是从前的那个受遮蔽者了”。他根据自己真实经历的战争角色,把主要角色全部设计成了坦克手,场景只放在逼仄的坦克内,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把他经历生死25年后的压抑,通通倾泻了出来。 他决定不顾一切说出自己亲历的悲剧:“我必须承认我杀过人,我走不出这个阴影。我不期望宽恕,但我期望得到理解,这个影片是自我的释放。”这个移动逼仄空间的设计非常独道,这样我们对影片的理解就建立在感同身受上――完全和人物同步,不再是作为局外人,客观地看着眼前一堆东西。 洞穴与阳光,逼仄空间与救赎的故事,还同样发生在世界另外的角落。20年前,无数的德国人涌向著名的柏林墙。当然多数是那时的东德人,他们要去往他们心中的圣地――西德,因为在他们每天看的电视里,那边应有尽有,生活也是多姿多彩,更不要说那些永不缺货的生活用品。东德人虽然拥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人才,却不能正常与外界联系和交流,因而对自己所在的体制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抵触,终于得以在柏林墙倒塌的那天得到释放。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无数的德国人载歌载舞,他们终于不再用东西德国来称呼对方了。这是罕见的人间喜剧,“柏林墙告诉我们,拆墙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