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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竞技体育管理中刑法手段应用摘 要：在对竞技体育进行管理时，需要运用各种手段来予以规范，其中刑法手段在对竞技体育领域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治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考虑哪些行为应运用刑法手段进行调整时，应将社会危害性理论和社会相当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社会危害性是入罪的根据，而社会相当性是入罪的限制。从而既能对竞技体育领域发生的一些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予以打击，同时又避免泛犯罪化，防止犯罪圈的随意扩张。 关键词：竞技体育管理 社会危害性 社会相当性 当前，竞技体育领域出现了很多丑恶现象，运用刑法手段来规范竞技体育领域相关行为已成为社会上的一个普遍呼声。在运用刑法手段管理竞技体育时，一定要合理划定竞技体育领域犯罪圈，使其既规范和约束相应行为，同时也不妨碍竞技体育的发展。在划定竞技体育领域犯罪圈时，应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础，同时考虑行为的社会相当性。 1. 社会危害性：刑法介入竞技体育管理的根据 社会危害性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于指导刑事立法具有重要作用。在决定将某种行为予以犯罪化时必须考虑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仅不能将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也不能予以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如果社会危害性严重，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的话，就需要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运用刑法的力量对其加以规制，预防类似行为的发生。 对于我国的竞技体育来说，近年来该领域屡屡发生重大恶性案件，如龚建平案开启了我国刑法介入竞技体育的先河，足球赌球案涉及足协最高层震动全国。竞技体育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假、黑、丑、恶事件从整体上看严重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从具体个案看，有的侵害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有的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有的损害了良好的社会风尚……，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对竞技体育领域的丑恶现象予以刑法规制正是社会危害性理论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具体运用，社会危害性是竞技体育刑法规制的根据。当然，对某种行为予以犯罪化时还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如预防效果、司法成本等，但社会危害性是犯罪化的基础，如果社会危害性较大，就有了予以犯罪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如果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则绝对不能用刑法的手段去进行规制。 因此，应对竞技体育领域发生的不良现象进行系统的分析梳理，对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进行研究，对于社会危害性大且已被规定为犯罪的按现行刑法进行处理，对于社会危害性大但尚未被规定为犯罪的，则应分析犯罪化的必要；对于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些行为则不能规定为犯罪或予以非犯罪化。 2. 社会相当性：刑法介入竞技体育管理的限制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竞技体育领域的一些现象社会危害性可以说已十分严重，但是否刑法因此就必须介入呢？并非如此。竞技体育领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领域，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则，一些在其他领域不可接受的情况在这个领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对竞技体育刑法规制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 2.1社会相当性理论述评 社会相当性理论指的是在通常情形下某些本属于违法的法益侵害或危险行为，如果该行为符合历史地形成的国民共同体的秩序而与社会生活相当，就应否定该行为违法性的理论。[1]社会相当性理论具有合理限定刑法处罚范围的作用。刑法必须对社会生活有一个合理的介入范围。社会相当性理论能使刑事立法保持合理的目的性。任何法律规范都追求一定的目的，刑罚规范的制定绝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理性目的，即为了保护法益和保证规范适用。只有为了这个目的，刑法才是理性的。刑法不能随意地处罚没有侵害法益的行为，也不能处罚法益侵害严重程度不大的行为。 2.2社会相当性理论对刑法介入竞技体育管理的限制 竞赛规则是衡量体育比赛中行为的基本准则。体育比赛规则的基础是伦理价值判断。比如，足球比赛中有不能抬脚过高的规则, 这个规则并不以行为人实际伤害到了对方为标准，只要行为人在比赛中有抬脚过高的行为，即被认定为犯规。这种规定的理论基础即是所谓的行为无价值。行为无价值重视行为的反伦理道德性，因此，恶的行为，恶的内心是违法性的主要根据。[2]与行为无价值理论相对应的另一种刑法理论是结果无价值。结果无价值，是着眼于行为惹起对法益的侵害或危害的结果而予以否定的价值判断。[3]正如前面所述，体育比赛的规则是以行为无价值为理论基础的。但是，在决定是否将竞技体育领域的有关行为入罪的问题上，就不能再以行为无价值为理论基础，因为体育比赛规则对比赛的规范更多的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予以规范的，它关注的是内在性，而法律与道德不同，更注重外在性，关心的是现实的具体地损害。 将社会危害性作为竞技体育刑法规制的根据是正确的，但它也无法解释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