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演变及四言诗走势.docVIP

汉代经学演变及四言诗走势摘要:四言诗发展到汉代,受经学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汉代经学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初创期、昌盛期和衰落期。汉代四言诗的创作则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主流作家的四言诗,一个是民间歌谣的四言诗。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使主流层面的四言诗与经学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走向依附再回归疏离的发展过程。主流层面的四言诗整体上呈现出一面是经学化、一面是边缘化的双重发展特征。民间歌谣四言诗则相对比较疏离于经学,受它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汉代经学;汉代四言诗;经学与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123-04 汉初百余年的时段中,四言诗履经了一条看似风光无限而实则险象环生的尴尬历程。究其原因,除了五言诗的产生和赋体文学的强势兴起外,经学与文学的互动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这一点切人,既能发现汉代四言诗附庸于经学后的高雅形态,又能看到汉代四言诗因患“文学贫血症”而引发的边缘化现象,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 一、经学初创期的主流层面四言诗 从高祖到景帝年间,思想相对比较活跃,以黄老为主,以儒家为辅,处于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明期,儒家经学尚在发轫阶段。《史记·儒林传》记载:“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文帝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仁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这段话表明,在汉承秦祚的最初六七十年间,经学在孝文帝时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总体上还处于初创期。对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经学流传时代”的下线划定在汉武帝之前,是比较合理的。言外之意,这个时期的经学和昌盛期的经学有显著区别,远未在政治文化上确立起它的话语权威。 与经学处于初创期相应,文学创作活动也呈现出相对自由的局面。汉初主流层面的四言诗,在赓续《诗经》四言诗传统的同时,亦兼有对楚地歌谣等艺术形式的吸收和借鉴。当时,上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及其贵妃,下到刘氏宗室成员及担任官职的文人,都直接参与了四言诗的创作。创作主体的多样性与创作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相伴随。 汉初主流层面的四言诗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种: 首先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诗。如《安世房中歌》中的十三首四言祭祀诗歌,就继承了《诗经》中《雅》和《颂》的传统。如曰:“大孝备矣,休德昭清。”让人直接联想到《诗经·大雅·卷阿》中的诗句:“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如此高规格的庙堂之乐,也并非一味的模仿《诗经》之《雅》、《颂》,而是有新的艺术元素融入于其中。如“都荔遂芳,窗窳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在这首诗里,有都荔、桂花、日月、羽旌诸多物象,宛若《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中所描绘的那个缤纷多彩的世界。 其次,表达个体情感的诗作。如刘邦的《鸿鹄》,抒发的是开国天子的无可奈何之情,是失望心态的真实呈现。刘邦在文学史上一共只流传下两首诗作,除了这首外,另一首是《大风歌》,采用的是楚辞体。史载刘邦喜好楚声,那么为什么如此青睐楚声的一位君王会选择用四言诗来写《鸿鹄》呢?对此,有人不顾《史记》等文献以四言体形式记载这一诗歌的事实,认为这首诗本身就是含有兮字的楚声,这是不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这首诗的内容上找答案。其诗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增缴,尚安所施。”在这首诗里,刘邦一方面想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这种情感的表达,楚声和四言诗在功能上都具备。但更重要的是刘邦又需借此来表达自己不能更立太子的意志,劝诫戚夫人不宜纠缠于此事,可以说温情之余是一种残酷的命令。这就是以抒情见长的楚声所不具备的,因而必须借助于典重庄严的四言诗来表达。这种内容对形式的选择范式在此处仅是初露端倪,在经学昌盛期有更进一步的体现。 再次,反映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四言诗。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都在思想方面承继了《诗经》的讽谏传统,被刘勰的《明诗》篇评为:“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韦孟的诗作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因子,如在篇章结构上明显变长,且摒弃了《诗经》回环复沓的表现手法。明代徐师曾评价云:“是以四言为主也。然分章复句,易自互文,以致反复嗟叹咏歌之趣者居多。迨汉韦孟制长篇,而古诗之体稍变矣。” 二、经学昌盛期四言诗文人的双重身份和地理分布 从汉武帝到东汉明、章帝期间,一般认为是两汉经学的昌盛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经学的话语效力开始迎来它如日中天的鼎盛期。对此,侯外庐先生指出:“学术既然定于一尊,经学遂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