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工业化前期实施的禁止华侨回国政策的影响.docVIP

　　中国早期工业化前期实施的禁止华侨回国政策的影响 -- [摘要]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海外华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吸引侨资,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和奖励措施,但华侨回国投资的环境仍然不佳,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严重阻碍了华侨回国投资的愿望和行动。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1840 年～1911 年) 进程中,为了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在侨务政策方面,清政府逐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先后实行了不少吸引华侨回国投资设厂的有利措施。这些措施的颁布和实行,使得清朝上下对华侨回国参与早期工业化的期望值很高。但海外资本家的反应并不如预期强烈,这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吏治腐败、政局不稳、外敌入侵、侨资力量相对薄弱等外,国内还存在不少投资的环境制约因素。 一、前期实施的禁止华侨回国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 华人出国贸易和谋生由来已久,但中国封建政府历来不允许人民随意迁徙,更不用说移居海外。到了清朝时期,清政府在继承明朝进出境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实行海禁政策。不仅“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而且还禁止华侨归国,将残酷的规定列入敕谕。“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务要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8943;#8943;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1 ] 。 同时,还两次大规模地推行迁海令,一次自1661 年(顺治十八年) 至1666 年(康熙五年) ,一次自1678年(康熙十七年) 至1681 年(康熙二十年) 。这些似乎还不能解除清廷对海外华商的疑虑,又自1717 年(康熙五十六年) 至1727 年(雍正五年) 宣布禁止南洋贸易,对“入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其五十六年以后私去者,不得循纵入口”[2 ] 。 禁止华侨回国的政策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例如,1749 年(乾隆十四年) ,在葛喇吧充当甲必丹的福建龙溪县民陈怡老辞去在吧城的职务回国,行经厦门时被抓获。陈怡老被加上“交结外国、互助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的罪名,本论文由 .51lunwen.整理提供发边远充军,财物没收[3 ] 。1776 年(乾隆四十一年) ,同样从暹罗回国的云南人杨朝品等也受到官吏衙门的拘留审查[4 ] 。更为严厉的是,清廷对在国外死去的华侨都不允许其回国安葬。1784 年(乾隆四十九年) ,三宝垄甲必丹陈历生逝世后灵柩运回中国家乡,当地官吏指其疏通外国而百般刁难,最后通过贿赂才得以下葬。消息传到三宝垄,华人不满并诅咒当局,那些起初想回国的人因担心而放弃落叶归根的初衷[5 ] 。 明清以来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对海外华侨的心理打击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令其久久难以摆脱,所以,即便到了华侨出国禁令已经实际废除的19 世纪末,许多华侨还是不愿回国。光绪年间,薛福成就提道,此时的南洋华侨虽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浃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着,有斥为通番者#8943;#8943;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6 ] 。 二、中央政府的护侨引资政策难以落实 封建营垒中的许多官员在天朝帝国已经被打得体无完肤的情况下仍然顽固不化、愚昧无知,对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充满抵触情绪,轻视工商业的成见使他们对商人与工业家采取消极的态度。虽然在高级官员(尤其是那些与促进近代工业化有关的官员) 的圈子里,这种态度逐渐消失,但仍为大多数官员所持有。即使“在沿海通商地区,也只有极少部分中国人主动赞成现代化和改革(虽然在比例上是比内地大得多的少数,但无论如何,本论文由 .51lunwen.整理提供它只代表了沿海极少数有条件在经历中被动接受新知识的人)”[7 ] 。因此,尽管商部成立后,颁布了《公司律》、《矿务章程》等法案,但“在各省督抚中之通达时务者,尚能协力维持,而故见自封者,或且视为多事,反存懈怠之心”,以致商部不得不感慨,“如此情形,臣部办事无从措手”[8 ] 。1903 年11 月,商部即咨行沿海各省拟定保护归国华侨章程以吸引华侨回国投资,但时隔一年多,“惟两广总督抄录保商局章程咨送到部。此外各省,并无只字声覆”[9 ] 。因此,在当时中央权力软弱而地方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商部保护、招徕侨商的努力很难突破地方相对独立的旧式管理机制的阻隔。 地方官吏有令不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即为了地方利益和一己之私。在新宁铁路修建过程中,陈宜禧纵然有朝廷多次申令地方官吏保护的谕旨,但还是遭到了地方官吏的百般阻挠,先后有新宁县知县陈益、广东商务局提调余乾耀乃至两广总督岑春煊都企图抢夺新宁铁路的修筑权。陈益由于所拟章程“简略殊甚”,两广总督批复“未便据咨商立案”,阴谋失败;余乾耀几乎成功,只是在商部的干预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