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与中国环境法制(1).pdfVIP

生态安全与中国环境法制 李广兵* 摘要：生态安全的提出既是传统安全观嬗变的结果，也是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结果。随着国际生态安全法 制的发展，中国也开始将生态安全纳入环境法制的轨道。生态安全之于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一个当前的意 义是，可以用生态安全的概念为环境基本法命名。但是，真正让生态安全由观念变为现实，还需要按照法 制的基本要求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比如明确生态安全的利益主体，创新适合生态安全特点的具有可操作 性的环境法律制度等等。 关键词：传统安全 生态安全 环境法制 安全主体 所谓生态安全是指主体生存与发展所处的环境，不受或少受因生态失衡而致的破坏与威胁的状态。生态安 全作为重大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理想主义层面，更重要的，是要赋予其具 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生态安全的法制化正是将生态安全由理念变为行动一个必要途径。 一、生态安全进入法律语境的背景 应该说，生态安全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而且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舶来品。生态环境问题和安全挂 上钩，主要是传统安全观念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人们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深化的结果。而 将生态安全纳入法制的轨道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生态安全自身特点的要求。 1．生态安全的提出是传统安全观念更新与嬗变的结果 在1960、1970年代，“安全”概念直接就是 “国家安全”，安全研究就是研究“来自外部的威胁”。 “威 胁观念中的政治性要素以及对主权国家关系的管理”成为安全研究的关键领域，其他领域，例如经济如何 影响安全，国家制度及价值观等的安全结果，则是边缘性课题。几乎没有人认为环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威 胁。但是，1970年代安全研究术语的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 “国际安全”开始取代原来常用的 “国家安全” 概念。这一变化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和政界这样的共识：安全问题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换句话说，对安全 构成的威胁不仅来自于国外，而且，各种国际威胁相互影响，安全研究常常需要考虑威胁产生的多种国际 背景。 1980年代后，传统以军事安全为主、完全 “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理论开始受到新的挑战。1980年的 “布 伦特报告”(Brandt Report)首次提出了应该用 “非传统的方法”看待安全问题，并提议解决国际安全的重 要途径之一是各国能够更多地重视 “非传统安全”。巴瑞·布赞教授开始将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同政治 和军事问题并列，认为对安全的威胁并非只来自军事，受安全问题影响的不仅有国家，还有社会和个人。 理查德·乌尔曼是第一个提出要对安全概念进行扩大解释的学者，他认为，构成对安全威胁的范围应该包 括自然灾变等环境与生态恶化所带来的恶果， “非军事安全”应该是安全关注和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然 而，由于冷战的因素，乌尔曼教授的文章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共鸣。随后，有一些环境问题学者开始将环境 问题与安全挂钩，“环境安全”的概念开始出现。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和环境专家莱斯特·R·布朗 （Lester R. Brown）1977年在其《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 “重新定义国家安全 （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力图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 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 “环境安全”这一用语，阐明安全的定义除了对国家主权的政治 和军事威胁外，环境问题已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之一，这引起了对环境安全问题的世界性关注。1989 年，杰西卡 ·马修斯（Jessica Mathews）在她著名的《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明确主张“扩展国家安全的 定义，使其包括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加速了国际社会安全观念、安全研究以及安全政策的变化和发展。生态 安全正式从理念走向实践。1991年，美国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环境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 部分。该报告认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已在政治冲突中发挥了作用，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美国有义务督 促世界各国共同承担责任。至此，生态安全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与 采纳。 2．环境危机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蔓延是生态安全理念形成的现实基础18世纪50年以来的近现代工业文明，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舒适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环境间的 和谐关系，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逐步暴露出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