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doc

　　“大团圆”结局的机制检讨与文化探源 　　关键词： 中国戏曲； 大团圆结局； 和合精神； 中庸理性； 文化精神 　　Abstract: ansion and The Story of the Pipa, the a gradually took shape and finally turned into a leading formalist narrative mode. As a product of coordination betode embodied “harmonization of propriety and music” and “voice of peaceful rule”. Once classicized, the mode contained in itself a mechanism of duplication, production and regulation. Moreover, traditional “ethical concep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guaranteed and enhanced the realization and acplishment of the a usic educ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local taste of folk convention and current mainstream tendency in those days. 　　Key a; the ony and union; reasoning of golden means; cultural spirit 　　 　　“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大致兴盛于元末明初之后。这一形式的固定化与模态化，从批评史与接受史的角度看，是随着《西厢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的，遂演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主导性叙事模式。这既是戏曲创作从形式上走向自觉、自为的表现，也是戏曲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并与之融合的结果。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艺术机制、权力机制、生产机制、均调机制与转化机制等等一系列角度，对“大团圆”结局内含的艺术—权力机制进行观照与检讨，对其背后的“信念样式”进行探究与审视，对指导其叙事的“文化文法”进行发掘与复现，揭示其潜在的终极理路与生成图式，多层面多维度地索讨“大团圆”内在的文化结构，并藉此窥探中国戏曲的文化精神。 　　 　　一、 艺术—权力机制的审视 　　 　　众所周知，在中国戏曲史上，《西厢记》和《琵琶记》是自元末以降最受推崇的两部佳作。王骥德《曲律》云：“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并在其《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评语中言道：“《西厢》，《风》之遗也；《琵琶》，《雅》之遗也。《西厢》似李，《琵琶》似杜。……《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厢》之妙，以神以韵。《琵琶》以大，《西厢》以化，此二传三尺。”这是企图从文学史的角度建构它们的经典地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8226;庄岳委谈下》不仅指出二剧在当时盛传的情况——“胜国词人王实甫、高则诚，声价本出关、郑、白、马而下，而今世盛行元曲，仅《西厢》、《琵琶》而已”；而且将之置于文学的 历史 长段中评曰：“《西厢》主韵度风神，太白之诗也；《琵琶》主名理伦教，少陵之作也。”陈继儒《陈眉公批评琵琶记》卷末总评则从接受者的角度评道：“《西厢》、《琵琶》俱是传神文字，然读《西厢》令人解颐，读《琵琶》令人酸鼻，从头到尾，无一句快乐话。读一篇《琵琶记》，胜读一部《离骚经》。”凌氵蒙初《谭曲杂答刂》表《西厢记》为“情词之宗”，魏良辅《曲律》定《琵琶记》“自为曲祖”。嘉靖《瑞安县志》亦云：“今所传《琵琶记》，关系风化，实为词曲之祖。”至清代，黄图《看山阁集闲笔》仍云：“《琵琶》为南曲之宗，《西厢》乃北调之祖，调高辞美，各极其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谓“祖”或所谓“宗”，并不是说它们是杂剧或南戏的开山之作，而是从戏曲史的角度肯定二剧的“经典”地位而已。 　　 　　另在明代，还就二剧和《拜月亭》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各种观点，针锋相对。这种争论本身就是“经典”产生必经的过程和步骤。这里尤值得注意的是挑起这一争论的王世贞在《曲藻》中指出：“元朗谓（《拜月亭》）胜《琵琶》，则大谬也。中间虽有一二佳曲，然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又无裨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三短也。”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这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王氏所使用的“风情”和“风教”两个概念，恰好可以概括当时戏曲创作的两种主要类型，而《西厢记》和《琵琶记》就因为最能代表这两种类型而被推为模仿的对象和衡鉴的标准，这也与前后七子建构文学经典的时代潮流相吻合。故从类型学上看，是时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