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广州市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doc

　　新时期广州市“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 现代 社会的变迁。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涵盖 政治 、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因而结构变迁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交织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同时,“人口多、地域广、发展不平衡”这一 中国 的基本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各省、市、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时间、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扩大了结构变迁的城乡差异。此乃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总体特征。 广州是我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研究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作为广东省省会,自1978年以来,在中央政府改革开放总体方针的指导下,广州市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 历史 文化传统,抓住机遇,积极把握和利用政策倾斜的优势,从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先行一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日益分化,社会运行机制出现转轨,社会利益得到重新调整,社会观念发生急剧转变,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应的新的规范整合体系,奠定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网络。 本文拟从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这一角度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能力获得提高、社群组织和私人空间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广州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状况进行一定的社会学分析,以期更深入地研究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一、 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及其分化 改革开放前广州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行政一体化结构。所谓“行政一体化结构”,就是政府行政对社会生活具有超强的控制力量,社会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没有分离,个人依附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又依附于国家政府,特别是政党之下;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并以行政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即将资源单位化,形成资源的单位所有制,由此而将个人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单位这一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中,形成了所谓“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旧体制下,整个社会无论内外都处于封闭的体系里,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运行,缺乏反馈系统,更缺少横向沟通和协调,权、责、利模糊混淆,效率低下。 在政府对社会资源绝对垄断的前提下,个人对单位组织、单位对国家政府的关系表现出了强烈的行政性依赖。所谓行政依赖就是以主动-被动的关系代替互动关系,以行政主体代替多个互动主体,其最大特点是非契约性,这种依赖并非交换双方因占有资源的不平衡而形成的暂时均衡状态,而是行政关系所预先规定的状态,带有很强的先赋性和不可变更性,在行为上则突出了行政化冲动。 由于个人依赖单位的实质是两者共同依赖于国家,因此,无论单位还是个人,其独立性都相当低。就单位组织而言,由于国家垄断资源,单位依附国家,失去了组织的独立性,任何单位都有一定的行政血缘关系,隶属中央,或隶属地方,条块分割使单位组织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和管理,没有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决策程度大多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组织的利益配置获取均受到相应部门的掌握,组织的功能活动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控制,各级单位作为一个微观组织的效率须服从于国家宏观目标的追求。从个人来看,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甚至人身所有权也属于单位,其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生老病死、职业调整全由单位组织统一安排,个人的义务只是服从,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性和独立利益要求,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 二、 由社会结构分化而致的社会结构变迁 (一)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形成改革开放促成了计划体制外的另一块自由活动空间的形成,即完全由市场规则调节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产生了大批不由国家-单位体制控制的自由流动资源。体制内,以计划和行政为取向的调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体制外,组织与个人行为则完全以市场为取向,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日益破除了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资源依附型制度开始瓦解。与此同时,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进一步促使行政大一体化的结构产生分化,政府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过去,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采取行政的方式进行调配,行政部门得以统领社会 政治 、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运作,而今,随着社会资源在市场中的重新配置,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不仅仅摆脱了单一结构的束缚,而且同一种资源的所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也不再局限在单一个体上。简言之,社会资源的配置在结构多元的基础上既相互关联,又相对分离,最终导致国家垄断、行政调配的削弱,政府以行政统领一切的职能逐渐弱化。顺应此变化,政府的职能出现了萎缩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