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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家庭关系的修复 家庭聚合了各种社会关系，无论是夫妇两性关系，还是婆媳姻亲关系，抑或亲子间的血缘关系，它们的关系状态都会影响着家庭的和谐。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经济生活的压力，生活琐事的纠缠，家庭成员个性间的差异及其社会越规，等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害着家庭的亲情。而在喜庆而轻松的节俗中，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复。 （一）族人之间的联络 家族，又称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据冯尔康先生研究，明清以降，宗族制度进一步群众化，更多地体现出民众组织的特征。这时，平民族人较多地参与宗族活动。通过组织祈神赛会等节俗活动，族人之间的联络得到加强。 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16页。 正清明那天，上“大家坟”。这就是去上同族公共的祖坟。坟共有五六处，须用两只船，整整上一天。同族共有五家，轮流做主。丰子恺：《丰子恺文集》（6），浙江文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7页。通过祭祀共同祖宗的上坟，家族关系得以联结。上了一天坟回来，晚上是吃上坟酒。酒有四五桌，因为出嫁姑娘也都来吃。吃酒时，长辈总要训斥小辈。丰子恺：《丰子恺文集》（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6），浙江文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7页。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6），浙江文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7页。 秣陵镇志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秣陵镇志》，南京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69页。 浙江建德的李村台阁表面上是祭祖，“李村台阁，已有数百年历史，这是李村人用来祭祖的特有风俗。他们祭拜的祖先一是李靖，二是李频。”沈伟富：《风俗漫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30页。 ，似乎是人鬼关系，但从活动内容上看，人鬼沟通的意思甚少，而主要是自享的节目，是构建家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过程。“李家祖先”、“家族祠堂”、“大路巡游”等都是跟家族有关的内容。浙江建德的劳村的二月八庙会，有着从家族关系的构建向邻里关系的构建转化的趋势。“劳村二月八庙会与寿昌二月十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劳村二月八庙会是纪念当地刘姓的祖先刘钰的。刘钰死后，儿子刘光尧迁往劳村定居，成为劳村刘氏的祖先。二月初八大约是刘钰逝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劳村的刘姓子孙都要把刘钰的木雕像从祈雨庙里抬出来，并抬上万岁香亭，绕街过巷，游过四门，最后抬到刘氏祠堂祭祀。这一天，方圆数十里的百姓都赶来朝拜，十分热闹。 沈伟富：《风俗漫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30页。 沈伟富：《风俗漫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31页。 浙江建德的新叶三月三庙会，历史悠久，从元代叶氏七世祖就已开始形成。三月初三，来是传统的上已节，青年男女在当天去郊外春游、玩乐、谈情说爱。叶氏祖先将祭祀活动与传统的上已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很有特色的庙会。新叶村规定每十年的第一年为“大年”，庙会活动由全村人合办，其余年份依次由各分支房头承办。三月三当天，会在叶姓宗祠内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在祖宗牌位和遗像前，供奉着丰富的祭品，足以摆开十几张八仙桌：有象征丰收的五谷、瓜果，有象征吉祥的玉器，有烘托祥和气氛的花木等。供桌两旁的木桌上供奉着全猪全羊。猪羊的头上插着状元花，嘴里含着大红橘子，尾巴上的毛还被细心地编成好看的辫子。铜、铁、锡铸的銮驾一字排开，还有各种彩旗，十分庄严威风。这些祭品都是由各房贡献。拜祭之时，在笙箫细乐中，子孙们向祖先行礼，气氛肃穆、场面壮观。祭拜完毕，村民们还要抬上菩萨和全猪全羊在村中游行，称为“还菩萨”。“菩萨”所到之处，家家户户都要鸣放鞭炮，以示敬诚。庙会期间，崇仁堂、有序堂等几个叶氏厅堂的戏台上同时开戏，远近村民和亲朋都要来赶热闹。沈伟富：《风俗漫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 沈伟富：《风俗漫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34页。 （二）家庭秩序 在江南节俗中，传统儒家思想以非常婉转的形式体现出来。 长幼关系在一个大家庭里是存在的。从除夕夜的年夜饭和新年的压岁钱里可以明显地体现。“年夜饭是整个过年的高潮。这一餐晚饭要求全家人都到齐才能开始吃，要是有人一时来不了，也要在餐桌的某个位置上放上一幅碗筷，表示全家团圆。不管平时有多随意的家庭，这一餐，一定要排个长幼，家里的长者坐在上首，其他依次排下来。有些已经分家的大家庭，到了这一餐，都会凑在一起来吃，以图大团圆。” 沈伟富：《风俗漫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大团圆”，可见家庭也是一个共同体，休戚相关、相互帮衬、充满亲情。从“排个长幼 沈伟富：《风俗漫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父母子女关系，是家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