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及及谐-中西方管理思想中及谐观探究.doc

冲突及及谐:中西方管理思想中及谐观探究摘要：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价值之一，而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思想则更重视对冲突的探讨。然而，受到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西方学者近年也开始关注和谐的意义和作用。文章综述了中西方研究背景下对人际冲突与和谐的不同侧重点，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这为中西方学界进一步探索“和谐观”的相关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人际冲突；人际和谐；和谐文化；组织人际和谐 一、 前言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提出了实现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到了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此后，“和谐社会”便成为中国施政的主要方向之一。最近，在2012年的“两会”上，国家领导人又再次强调了着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尽管“和谐社会”的施政目标主要集中在区域均衡发展、改善就业、普及教育、提升文化、优化医疗卫生体系等整体性的社会政策上，但无论在哪一方面，以人为本、互敬互爱、真诚相处等传统儒家文化的“和谐”精神仍然贯彻其间。可见，人际和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始终是受到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 然而，虽然和谐自古就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更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兴起而深刻固化到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当中，如今更成为中国的施政重点，但关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学概念，当前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主要仍停留在概念探讨和历史回顾的阶段，相关的实证研究分析较少。同时，由于“和谐”这一概念在西方探讨得极少，缺乏思想上、方法上的激荡，相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也基本付之阙如，因此关于和谐的论述，一直都难以具备足够的理论高度。 本文从中西方对人际关系的基本假设着手，先探讨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思想中传统的“冲突观”，以及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重点的转向；继而通过对中国传统和谐观念的探讨，结合近年的相关实证研究，为往后的和谐观研究提供参考方向。 二、 从关注冲突到兼顾和谐：西方社会科学的历程 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在人际关系的研究方面，一般而言较不关注和谐（Harmony），而更加关注冲突（Conflict）。20世纪初期，美国知名社会学家帕深斯（Parsons）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Functionalism），他假设社会的本质是稳定性、整合性以及功能性，并把冲突看作是社会的“功能失调”。然而也正在同一个时期，Simmel开始探讨冲突的正面作用，他认为适量的冲突，有助于提升社会或者群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随后，冲突学派的社会学家Coser提出了有关冲突功能的十六个命题，为冲突的建设性潜能提出强有力的支持论点。自此，开始了西方心理学和社会学界长达半个世纪对人际冲突的重点研究。如Holmes和Miller提出人际冲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实质性冲突（Realistic Conflict），即有客观基础（如资源匮乏引发的利益之争），另一类为自闭性冲突（Autistic Conflict），即由于个人内在敌意或紧张情绪而发展成的人际冲突。 后来，西方学者对冲突的研究，开始转向对冲突的化解模式以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在心理学上，从传统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逐渐演变分化，提出了更加多元而丰富的模型。如Thomas等人提出的冲突化解模型（见图1），该模型根据参与者“追求个人目标”和“顾虑人际关系”的程度，提出了五种可能的冲突处理模式，分别是竞争、通融、避免、妥协，以及合作，对后来学者有极大的启发意义。Rahim进而把这五种化解模式编制成量表，并提出不同的情境适用不同的冲突解决方式。这一模型大受欢迎，被广泛应用于一般人际冲突、特殊情境的人际冲突（如法庭上的争议）乃至于亲子、夫妻关系种的冲突处理研究中。 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者的努力下，对于人际间的冲突化解逐渐产生了更为多元和全面的了解。学者们试图为人际间、群体间乃至于国际间的冲突化解寻求新的观点和解决方案。1984年国际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ISSC）成立特别小组，针对国际冲突展开一系列的研究，企图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消弭冲突，以达到国际间的和平。 如Kozan归纳出了三种冲突管理模型，第一种是“对峙模型”（Confrontational Model），此种模式对于冲突不但不加禁止，反而给予鼓励，通过直接的冲突和辩证，最终寻求妥协之道；第二种是“和谐模型”（Harmony Model），透过在组织中强调规范与相互义务的建立，以及地位上的排序，让冲突减到最低，可以说相较于程序上的正义，这种模型更重视的是众人的面子以及表面上的和气；最后一种是“节制模型”（Regulative Model），利用科层制度的特性，在组织上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