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安徽的蒙学教育.pdfVIP

修改定稿 明 代 安 徽 的 蒙 学 教 育 摘要： 明朝以降，蒙学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上有皇帝之命 令，下有地方官员的推动，蒙学教育与前朝相比呈蓬勃发展之势。然而由于时局变迁，及 地方官员对基础教育重要性认识的差异等诸多原因，蒙学教育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发 展并不平衡。本文以明代安徽为研究对象，透过对安徽地方社学兴立与废圮变迁的探究， 旨在揭示明代安徽蒙学教育获得发展的共性，了解明朝时期安徽蒙学教育办学形式的多样 性、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以及受人为因素造成的安徽各地区蒙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性。 关键词 ：明代 安徽 蒙学教育 社学 作者简介： 张室龙，男， 1970 年出生，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教育史，现就职 于教育机构。 蒙学，作为中国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专门机构，西周时已有设置。但长期以 来，蒙学发展缓慢，无论就其办学规模还是受到的重视程度而言，都不能与官学、私学和 书院等同日而语。西周以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尽管人们（包括皇帝及各级官僚）对启蒙 教育的重要性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一直停留于一个较低的层面，没能上升为 国家意志，理所当然就没能转化为政府行为；且长期以来，儿童的启蒙教育多被看作是父 母的职责和家族的事务，从而决定了启蒙教育的活动空间只停留在家庭和宗族之间，始终 游离于官学系统之外，难以融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唐代以后，历宋元至明，随着社会经 济、政治、教育和科举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蒙学教育的发展既进入到一个新时期，也 成就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明朝，平民皇帝朱元璋出于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大力办好各级各类官学的同 时，对农村乡民子弟的蒙养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蒙学在皇帝诏令的指引和地方官 吏的倡导下，取得了长足发展。蒙学教育逐步由家庭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化，并在与官学系 统接轨的过程中，最终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明一朝，安徽蒙学教育的办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古已有之的私塾、义学外，社 学在安徽蒙学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社学起于元而盛于明。明朝建立伊始，太祖 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1]67 的思想指导下，为改变“自胡元入主中国，夷 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 [2]46 的社会风气，把教育纳入优先发展战略，大 力兴办各级学校。安徽的蒙学，尤其是社学，在此时亦获得蓬勃发展。自洪武八年（ 1375 年）始，在全国城乡推行社学之制。诏中言： “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 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 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3]96 至此，明王朝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 到乡村、从大学到蒙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构建完成。此后的明朝历代皇帝，不乏得太祖之重 教心传者。永乐四年（ 1402 年），成祖立幸太学碑，并明确指出， “盖学者，先立根本于乡 学，然后进而光广大学。若在乡学全未有成，而望有成于国学，焉有此理？” [4]4 天顺六年 （1462 年），明确规定提学官“令有司每乡每县俱设社学” 。成化元年（ 1465 年），“令愿入 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 ”弘治十七年（ 1505 年），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保明 师，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正德十五年（ 1520 年），监察御史 朱裳建议令提学官敦行社学教读。万历三年（ 1575 年），“换给提学官敕谕，社学师生一体 考校，务求责成，量免差役。 ”[5]78 崇祯六年（ 1633 年），敕谕吏、礼部，把童子入小学接 受教育看作是将来朝廷求才用人之基。 [6]6 然而，作为朝廷文教政策向下推移的重要举措——在城镇乡村广为设置的社学，其推 行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其执行的效果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