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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博物馆：窘迫的情怀 　　10月13日上午9时许，姚远利面前的烟灰缸已经堆满烟蒂，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烟雾缭绕，这位70岁的“北京科举匾额文化馆”（下称“匾额馆”）馆长却浑然不觉，随手又燃起一根香烟。 　　在他的暗红色办公桌上，摆着一份来自韩国的邀请函――11月10日，他将应邀参加由韩国国学振兴院举办的《传统匾额的记忆遗产价值》研讨会，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讨论韩国匾额文化的申遗。 　　“韩国都要申遗了，中国的匾额博物馆却还在生死线上挣扎。比起来，中国的匾额文化不比韩国深厚多了？” 姚远利叹了口气，将手中尚未燃尽的香烟摁灭。 　　办公室门外，是空无一人的展示大厅，为了省钱，五个展厅的灯全都没有打开，1000多块承载着中国科举文化史的匾额静默悬挂于幽暗的墙壁上。博物馆门外，一座明代石坊在浓厚的雾霾中矗立着。姚远利不知道，这个每年都要烧掉他几十万元积蓄的博物馆还能支撑多久。 　　姚远利的困惑并非孤例。数据显示，中国现有私人博物馆近2000家，其中绝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超半数至今“隐姓埋名”，从未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因经济压力关停转卖的更不在少数。 举步维艰 　　11点多，“匾额馆”终于迎来了它当天的第一位参观者，她手中拿着从书店购买的“北京博物馆通票”，价值120元，可免费参观一百多家博物馆，“匾额馆”位列其中。工作人员为她打开了展厅的灯，扭身走了出去。 　　“我来北京出差半年，已经用通票转了十来家博物馆，基本上都挺冷清的。官办博物馆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因为那里面的工作人员特别多。”这位来自哈尔滨的郑女士告诉本刊记者。 　　“这种通票的收益与博物馆无关，其实门票的收益对于博物馆来说微乎其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姚远利说。 　　姚远利与匾额的缘分始于1998年，当时他在潘家园花2700元收藏了第一块匾――“选举孝廉方正”匾，为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试的官员黎殿元所立。当时业界普遍认为，科举制度在1905年就被废除了，实际情况却是当年废除的只是常科，而制科又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是根据皇帝特旨及国家对特殊人才的需要不定期举行的一种选拔官吏的方式。 　　小小的匾额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姚远利慢慢着了迷，开始大量收藏，而且专门从科举匾额入手。 　　当时，流传于民间的匾额大多数只是百姓家中的摆设，收购商更注重匾额的品相，喜欢华丽的祝寿匾，而忽视了简约的科举匾。“我教会了匾额贩子‘状元、‘进士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明白了，就让我出高价。”姚远利笑着说。 　　到2007年，姚远利收藏的匾额已经达到500多块，他决定与世人共享，拿出半生积蓄买下高碑店一处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并将所有珍藏悉数搬来，办起了匾额博物馆，还专门聘请了七八个大学生来馆内当讲解员。 　　姚远利本以为，通过门票和纪念品开发，博物馆应该能够实现收支平衡，以馆养馆。实际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纪念品曲高和寡，少有人问津，顾客也基本上依靠各大高校组织的学生参观团。非典之后，学校基本上不再组织集体活动，博物馆也经常一整天都没顾客。为节约开支，姚远利遣散了全部解说员，只保留了他和副馆长贾伟两个正式员工。 　　“高碑店政府每年也给一些补贴，但数额越来越少，去年给了几十万元，今年只有9万元。连基本开支都不够，全靠个人往里贴钱。”姚远利称。 　　与他同年建馆的“胡同张”张毓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曾经建立了北京市唯一的“老北京民间艺术馆”，但仅生存了短短四年时间。虽然当时的展出场所由丰台区政府下属企业免费提供，但装修布展等各项开支依旧烧掉了他百万资金。仅靠每人十元的门票，收入甚微。 　　2011年，展出场馆被企业收回，“胡同张”无处落脚，只好将亲手打造的百米“北京印象”胡同风情艺术品分拆成块，和上千件展品一起堆放到唐山的亲戚家中。 　　之后的几年，“胡同张”一直在寻找合作企业，希望能将博物馆再开起来，“如果这个馆永远消失了，将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儿，我还是想让大家通过博物馆对北京有所了解。”张毓隽说。 　　北京市文物局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国外，私人博物馆的资金来源广泛，除了私人资金，还有基金会、慈善捐款和公司赞助。而本市的民办博物馆基本上只能靠举办者的私人资金维持运营。”他曾经呼吁政府尽快为私人博物馆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另辟蹊径 　　70后杨子?t为他的“老物件博物馆”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免收门票，以贩养藏。作为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成立了一间“将军罐电影工作室”，并将其搬上淘宝，将博物馆收藏的东西在网上进行出租和销售。 　　“比如我收回来十件老物件，卖掉两件，用这两件的利润来收藏另外八件。”杨子?t说。除此之外，他收藏的那些老物件还经常会被电影厂、电视台、酒吧、咖啡厅等租赁使用。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杨子?从一百块钱起家，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