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能在地震中看到那些无法让人释怀故事.docVIP

我们总能在地震中看到那些无法让人释怀的故事，从汶川到雅安，有远道从深圳广州回到故乡，亲手挖出被瓦砾埋住的亲人，甚至用手挖出自己的父母与姐妹，使他们重见阳光。在洛杉矶大地震中，也有过这样的故事，一位父亲坚决不放弃，最终救出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这些人能救出亲人呢，除了关键时刻亲情激发出来的超人力量，还有就是他们对自己住宅与家人的熟悉，他们知道屋里有人，人可能在埋在什么地方。 我们关注这些故事的时候，更多的是被亲情所感染，但更进一步我们应该思考，在地震救援过程中，对震区的熟悉，极其重要，为什么一些救援者在废墟上不知所措？因为面对一堆堆瓦砾，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儿动手。所以，亲情救援、邻里救助、社区互救、邻县邻市救援，最具效率，这些人不仅很快能抵达目的地，而且在语言上与生活方式上，最能沟通受灾的民众。 现在我们看到的救援力量，一是国家级的救援队，军人，再就是社会志愿组织，以及媒体人，网民，零散的志愿者，汶川大震后，可惜人们没有去评估这些救援力量的绩效，面对震灾或突发的自然灾难，仅有一颗爱心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社会协调力量之下，各种力量各司其职，如果爱心者太多，社会车辆反而会阻塞生命通道，如果没有受专业培训，到了灾区可能成为被救援对象。 汶川与雅安，我们都看到总理直接到了一线，李克强总理甚至在村庄里设了临时指挥部，国家总理到一线，其象征意义大于现实价值，国家领导人在一线，应该指挥或协调的是国际救援与军队及其它城市救援力量，让最精锐的力量到受害最严重的地区，而省级领导应该协调本地救援力量与外来救援力量协力，对于受灾不严重的地区，一些中青年人坐以待援，不如将他们组织起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两次大震，我们看到社会力量的强大支持，但本地的党组织力量、共青团力量与妇联、工会力量在哪里呢？这些具有政府职能的组织，在大灾大震面前，动员力量与协调力量没有得到展示，令人遗憾。 这次雅安地震前，有心的人们看到，四川有关部门在当月18－19号都组织了防震救援演习，学校甚至组织学生学习防震知识，这些演习与学习，不知在地震时起到多大作用？我们希望看到常态的灾难联合互救组织，雅安大震，附近的县市能够自动前往救援，因为这些邻近县市最熟悉道路与地形，如果交通要道被地震破坏，邻近市县甚至可以动用人力资源，解决最迫切需要的粮食与饮水问题。 大震发生后，我们还看到，一些偏远地区的村庄一直没有救援组织前往，村民们举着标牌，上面写着求助文字，他们希望通过媒体网络，向外面的世界传递信息，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地方政府的地震信息采集，为什么如何滞后？震灾发生后，第一要义是信息采集与发布，哪儿受灾最严重，哪里需要粮食与水，这些信息向外界与政府发布后，政府第一要义是协调救援，需要空中投放的，就空中投放，需要人力救援的，就人力送达，如果当地村庄没有资源，自救是空话，只能依靠政府与社会力量支援。 二、要务实地建立地震预测机构 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震，这次雅安地震，分级设立的地震局，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如果按照他们认为的那样，灾难性地震是不可能被预测的，那么，还要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有什么用处？有了地震局，就有了庞大的行政机构，国家相关的经费必然会用在行政开支上，而难以用在刀刃上，有了这样的行政机构，就有了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与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之分，就可能对他们不希望听到的声音、不愿意看到的报告进行屏蔽，有价值的声音与预测，难以被政府决策部门与社会听到、看到。 让我们看这样一组数据: 地震局系统全国员工共23300人，其中退休员工占比40.8%；2011年，地震局支出预算29.08亿，收入预算中76%为中央财政拨款，不到2%为经营收入；2011年，地震局三公支出5770万，公车支出占比63.5%。 2013年，中国地震局的预算支出总额为近40.87亿元，地震预报监测支出近3822万元，地震局员工的住房保障支出达到1.54亿元。 国家在花一笔巨大的经费,不仅在供养一个没有价值的机构,同时还在做一件不利于国民的事情,国家地震局成为阻挡人们正视地震的障碍物。 多震多灾的美国与日本都没有庞大的国家地震局，他们面对地震灾难，采用的完全是科学而务实的态度，既然地震不可能通过常设的庞大政府部门来预测或避防，那么，就用最小的成本，追求尽可能大的价值，日本只是在国土交通省下面设立一个地震与海啸的科室，只是协调相关信息发布。美国也没有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报预测研究工作主要是由美国地质勘探局（U.S.Geological Survey）协调，把地震研究协调机构放在地质勘探局，这是最务实而科学的作法，但仅有一个机构是不行的，美国人喜欢权力分立，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是1991年在南加州大学设立的地震研究中心，来自美国的47个研究机构的600多名科学家参与，资金由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