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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沈 鹏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3) 摘 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实质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该规定同真正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还有差距，在一些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本文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以此为基点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非法证据; 刑讯逼供;公正; 程序; 人权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统称“两个《规定》”，已于2010年7月1日正式施行。有学者称“两个《规定》”的颁布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对保证刑事案件办案质量，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准确惩罚犯罪，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两个《规定》”并非毫无漏洞，某些条款在实践中出现了适用困难的尴尬局面，需要进一步修正。以下仅就《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试做分析。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存在的突出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已实行数月，暂且不论其是否在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仅就其文本来看，总结出以下缺陷及不足： （一）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定义存在不足。《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首先，和《刑事诉讼法》第43条、《刑诉解释》第61条相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排除的范围上有所缩小。继而产生对“引诱、欺骗”取得的证据是否需要排除的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只是明确列举了暴力、威胁这几种极端的方式，但绝不局限于这些明确列举的方式，因为它使用了“等非法手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内在精神应该是相一致的，所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的“等非法手段”应当包括《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引诱、欺骗”。另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将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法条文本中删除，“等非法手段”的兜底规定，无法掩饰非法言词证据范围的实际缩小。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引诱、欺骗”所获证据是否排除语焉不详。在此我赞成第一种观点，针对前述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是否缩小的问题，我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使用了“等非法手段”，‘等’说明了非法手段的具体情形并未限定，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制不断完备的情况下，“非法手段”可以被赋予新的情形。在刑事诉讼法尚未修改的今天，为维护“规定”与其内在精神的一贯性，对于在刑事诉讼法中所列举的非法手段，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当然的包括在内。其次，对“非法手段”的理解在实践中存在偏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没有对“刑讯逼供”这种最为明显与严重的非法取证手段作出细化解释，刑讯逼供的具体形态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依旧模糊不清。通常而言，刑讯逼供仅指暴力手段获取口供，主要是指各种物理强制力的使用。然而，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的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已由暴力性转化为非暴力性的软性逼供或者变相逼供。软性逼供在不在刑讯逼供之列，“规定”未给予明确。同样对于其它“非法手段”，由于界定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再解释的需要。在这方面有关国际条约给予了明确，如《禁止酷刑公约》就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是指以酷刑、残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非法证据”也有规定，通过酷刑、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医学或科学试验等手段获取的证据为非法证据。综合一些国际条约，我认为关于“非法手段”的界定，应包括：1.暴力取证；2.精神折磨的方法取证；3.用不人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4.使用药品取证等等。这样规定会更加完备。 (二)非法证据提出的时机并非最佳选择。《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4、5条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的时间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细究《刑事诉讼法》，根据其第96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的时间是在其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所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样看来，在侦查阶段完全可以做到由律师代为提起非法证据之“控告”，只需要向检察院批捕部门提起或者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提出。由于侦查期限一般在两个月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七个月，如果侦查人员采取刑讯或变相肉刑的方式，经过数月的恢复，到审判时其伤口一般已痊愈，因此辩护方此时难于取证。提前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时间就可以让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使用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可能有所降低。此外，还可以建立在侦查阶段安排负责监督的检察人员或预审法官在场制度，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