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缘何成刑事案件多发区.docVIP

农民工讨薪缘何成刑事案件多发区他们是社会的弱势人群,他们本是值得公众施以援手的对象,他们本也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选择了用暴力解决,而最终也身陷囹圄…… 他们被公众称为外来务工人员,抑或被叫做“农民工”,而让他们失去理智的事情,却是被拖欠工资。 2011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行为入刑,引来一片喝彩之声,公众对此也充满期待,希望法律的出台能有效遏制欠薪现象,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如今,一年过去了,当农民工因被拖欠工资而铤而走险时,业内人士呼吁,应该加强恶意欠薪入刑的可操作性。 通过对2009年至2011年办理的多起因务工人员讨薪引发的刑事案件进行分析,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认为,面对恶意拖欠薪金,务工人员诉之无门,并因过激的讨薪行为引发了种种刑事犯罪。对于这种现象,相关主管部门应根据案件特点,妥善解决劳资双方矛盾,有效维护弱势人群的利益。 讨薪引发恶性事件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长期以来,拖欠工资的情况在各地各行业都时有发生,在个别行业如建筑行业甚至成为常态。 西城区检察院的相关办案人员向记者介绍,因讨薪而实施暴力行为的外来务工人员,多在建筑行业从事基础性工作,而且文化程度较低。 “其中涉案的建筑项目一般均被多次分、转、拆包,建筑工人大多数只与施工队有口头约定,而未与发包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施工队也仅与直接转包方签订合同或只有口头约定。”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向记者介绍说,正因为工程被层层转包,导致欠薪行为无法及时、有效得到解决,容易引发一些纠纷,而当民警出警解决纠纷时,甚至出现民警被殴打受伤的恶性事件。 办理上述案件的检察官告诉记者,高中文化水平的犯罪嫌疑人罗德,是重庆某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他在此类案件中属于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员。罗德劳务公司的施工队在2009年承包了北京西单某工地的外架项目,该项目是罗德从该工程的一个分包商处获得,因罗德的劳务公司并未与发包方、总包方或分包商签订书面合同,其施工队在被强制清场后,罗德的公司未拿到工钱,只得选择向总包方索要,但因未签订书面合同,缺乏证据,讨薪无果。结果,罗德选择了带领大量农民工前往,试图制造声势。 2009年11月22日,罗德带领公司职员罗文等30余名工人到北京市西城区宏庙胡同某工地,向项目部项目经理朱某讨要工资,其间与朱某发生争执。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两名民警接警后到现场维持秩序,在民警执行公务过程中,罗德让多名农民工围住经理朱某,一名民警上前劝解时被罗文弄伤手指,致民警的小指骨折,罗德则在混乱中踢了另一名民警腿部。 最终,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罗德等人相应刑罚。 检察官向记者介绍说,讨薪农民工为人多势众,集结数十人集中前往,也成为此类恶性事件的相应特征。 “在上述案件中,罗德带领30余人讨薪,在其他的一些案件中讨薪农民工也均达到了10人。讨薪农民工与在场人员发生一定程度的肢体冲突,极易引发恶性事件。”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说,由于讨薪未果,有的被欠薪农民工甚至持工地的消防器具进行自卫,后对峙演变为殴斗,导致他人轻伤,讨薪人成为实施故意伤害罪的暴力者。 恶意欠薪或为根源 对于欠薪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邱小平曾坦言,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建设领域,很多施工企业强调工程款按照工程进度拨付,因此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出现拖欠工资后,实际上是合同承包纠纷与劳动纠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很长的债务链,增加了解决欠薪的难度。 “恶意欠薪正是引发过激讨薪行为的根本原因。”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向记者介绍说,以讨薪恶性事件频发的建筑领域为例,建筑领域中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分包、转包环节过多,建筑工人权益易受侵害,“当前建筑行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较低,普遍存在总包方将项目分包,分包方将项目多次转包的现象,工人处在整个建筑项目的最后一环,发包环节任何一方拖欠薪金,都会导致建筑工人的薪金无法落实,而未签订书面合同也使农民工讨薪时缺乏有力证据,讨薪渠道匮乏,难免采用过激手段”。 此外,讨薪行为之所以时常引发恶性事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讨薪人员法律意识薄弱,冲动之下容易引发犯罪。 “讨薪工人受教育程度低,从事基础性工作,缺乏对合理维权途径的了解,当辛苦劳动却得不到报酬时,往往不知所措,只能采取私力救济维护个人权益,或因发泄不满而引发犯罪。”办案检察官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西城区检察院曾办理的李某故意毁坏财物一案中,李某所在的北京某保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拖欠其3个月工资未付,李某与保安队长到公司要求偿付后仍得不到解决,李某一怒之下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