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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批评现实处境及争议种种大众文化搭上了一架由现代传媒和市场所构成的“双引擎”的快车,朝着新世纪呼啸而来,一时间令知识界人士头晕目眩。大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庞杂性,对传统人文学术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面对杂乱无章和瞬息万变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知识界的应对从一开始就陷于捉襟见肘和言不及意的困境。最近一段时间,面对文化界种种怪现状,相关的批评声音也时有所闻。似乎批评的气氛逐渐浓郁起来,而有关文化批评的争议也多起来。 在关于文化批评的质疑中,最常见的是对批评者的动机的质疑。这种质疑无非是说批评者别有用心,因嫉妒、因想出风头、因跟批评对象有某种过节或利益冲突,等等。比如,一些学术打假者的动机就被他人质疑。但动机是一回事,揭露造假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否则就会陷入一个诡异的悖论当中――对打假者的动机提出质疑的人,是否也可以被认为别有动机呢?打假所面对的是事物的真假之辨,真与假的分野,并不会因为动机纯或不纯而改变。当然,公众也有权提出动机质疑,但这必须是在对事实的真假作出判断之后。不能因为打假者动机可疑,事实的真假就可以颠倒过来。 文化批评所涉及的倒不是真假问题,而是价值判断。目前文化批评貌似很兴盛,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文化问题上,尤其是大众文化问题上说上几句,然后就可以自称“文化批评家”,但文化批评整体水准仍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许多人认为,文化批评就是骂人,逮住一个名人、一件公共事件、一种文化现象,劈头盖脑地骂上一顿。而反过来,人们又会认为批评者很刻毒,不厚道,把人都得罪光了。事实上,文化批评不是“骂”,更不是“打”。文化批评要求批评者具有高超的观察、描述、甄别、判断和评价的能力,并以一种批判性的立场,说出自己的观点,在批判中肯定某种价值。即使面对“假”的事物,也不是在“打假”,不去追求对象被“打”、被追究的结果。这是批评家跟讼棍之间的根本差别。 另一些人则喜欢质疑批评者的资格,比如说,批评者自身水平和品质就有欠缺,没有资格批评。在批评问题上追究资格,在我看来,实际上仍是一种“权力心结”在作祟,认为有某种权威的人,才有资格。依照这个逻辑,最了不起的人、最有权威的人,是不是就天然地有了批评豁免权呢?在我看来,批评恰好首先是对权力的批判,因此,批评首先需要勇气。批评权利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在肯定这一点的前提下,然后才可以说批评的能力有高下之分。好的批评能够做到理性、公正,同时又犀利、深刻;糟糕的批评则总是把自己的褊狭、成见和私愤裹挟其中,使批评沦落为隔靴搔痒或泼妇骂街。 许多人将当下批评声音的缺失,归结为缺乏良好的批评环境。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有一个好的批评环境,那是应该表扬的;而一个坏的批评环境,才需要批评。正因为没有批评环境,批评才更要存在,否则,只有表扬家了。真正的批评家从来不在意环境如何,或者说,在批评家看来,人类社会永远是不完满的,永远需要批评。但是,批评也是一种舆论,它需要一些基本的或相对良好的舆论条件,这是批评对环境的要求。一个人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却莫名其妙地被强力机构以某种名义抓起来了,比如,前段时间的“跨省追捕记者(作家)”事件,这种打压舆论、打压批评的现象,是批评环境恶劣的表征。如果要说缺什么,我觉得,需要平等、开放、透明、公正的言论平台和对自由言论权利的保障。 也有人将当今中国称之为“吹捧的时代”,意指当下中国没有批评,只有表扬和互相吹捧。但在我看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一个时代或一个种族的特质,是很不可靠的,也没有多大意义。把当今社会说成是“吹捧的时代”跟说成是“叫骂的时代”,没有多大差别。任何时代都有吹捧的声音,同时也有批评的声音,哪个多哪个少也是很难甄别的。也没法证明中国人是否一向如此。真正的批评总是指向事物的真实性的,否则,那就不是批评,而是谩骂。如果人们不能容忍批评,那么,就意味着人们没有能力面对真相和真理。这与其说是不愿意接受批评,不如说是不愿意接受真相。前面所说的“质疑动机”、“批评资格论”等种种现象都表明,一些人总是在躲避真相,躲避事实的真实性。古人说“闻过则喜”,那是希望将自我的完善建立在真实和诚信的基础之上,否则,哪怕看上去颇为谦谦君子,在真理面前则有可能是“伪君子”。 如果说,当今中国社会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的话,我看,倒不是吹捧与批评的比例的差别,而是在于批评和表扬的对象的颠倒,该批评的却被大肆表扬,该表扬的却被严厉批评。伪善因为含泪被当作真诚,正直因为严厉被视作犯上作乱,剽窃者欺世盗名一时得逞被视为成功人士,等等。这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价值错乱,才是这个社会文化精神的致命病症。 1